Facebook的Libra给中国支付企业带来怎样的启示?
2019/9/27 8: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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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月来,各国央行都被Facebook将要推出的Libra惊到了。

这是继2009年比特币诞生之后,最令人瞩目的数字货币计划。Libra白皮书指出,其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并声称将“重新创造货币,重塑全球经济”。

Facebook的巨大影响力令人不得不警惕。Facebook最新财报显示,其日活用户数15.9亿,月活用户数为24亿,占全球人口的比重超过30%。目前Libra协会成员则包括Uber、PayPal、Visa和万事达等巨头。

央行们所焦虑的是,Libra或许意味着下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很多国家都旗帜鲜明抵制Libra,并着手推出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早有部署。央行从2014年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并于2017年1月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从近期央行所释放的信息来看,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推出条件已经相当成熟。

除了央行亲自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还有其他可能性吗?在9月23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提出了他的构想。

这篇题为《天秤币Libra可能带来的颠覆》的文章指出,Libra如果能顺利推出并发展,在短期内可能颠覆全球支付体系,在中期内可能颠覆全球货币体系和全球货币政策体系,在长期内最终颠覆和重塑全球金融市场生态和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朱民提到,中国有当今世界最大和最丰富的电子支付系统,包括银联、阿里支付(支付宝)、微信支付。例如支付宝已经有了10亿实际使用的客户,是全球最大的已经运营的支付系统之一,其跨境区块链系统已经在马来西亚、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跨境营运。

基于此,朱民建议,应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国支付/金融企业进入这场竞争,创立类似Libra的中国新一代跨境支付/超主权数字货币/新金融生态的机构,积极从企业层面参与这场事关未来世界金融的竞争,或者先行在境外推出我国的数字支付/数字货币商业性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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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继比特币之后,为什么是Facebook引领了第二波数字货币浪潮?

众所周知,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中国的移动支付目前仍处于全球领先位置。而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中国科技巨头,并非没有Facebook那样的技术实力。

近年来,从银联到阿里、腾讯,纷纷到境外市场攻城略地。在争夺最激烈的东南亚,支付宝正在与Google Pay、Apple Pay、Visa、MasterCard、Facebook展开全面竞争。

在此背景下,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说,Libra或许意味着一场降维攻击。人民银行可以像封杀比特币一样封杀Libra,让其在境内市场无所遁形,但是中国支付企业在境外市场的未来,很可能会一片黯淡。

为什么不是中国的科技巨头去引领新浪潮?为什么我们作为先发者,反倒变得有些被动?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前中国金融科技的加速度放慢了?

从业者或许感受最深。据腾讯《棱镜》报道,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上周末在清华五道口举办的一个活动上说,中国当前金融创新的加速度有所放慢,应该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以确保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诚然,在移动支付等领域,中国金融科技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在金融科技快速演化的当下,这种优势很可能转瞬即逝。

我们好不容易起了个大早,如若赶了个晚集,所有人都将是输家。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往前走,莫回头。问题必然会存在,那就在前进中不断总结、修正。

多说一句: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BigTech,而不是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被美国的BigTech所控制,是这个国家实力的体现,也是我们面对全球金融科技竞争的重要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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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与监管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

创新充满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并且很难避免对存量带来破坏。而金融行业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更决定了金融创新的敏感性。这正是金融监管者所面临的挑战。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技术快速重塑人类社会面貌的时代,任何保守、封闭的监管思路都是没有出路的。

监管从来都是必要的,但监管不等于管制,更不等于遏制。当务之急,应当尽快完善中国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建立一套合理、清晰的游戏规则,既符合金融稳定与消费者保护原则,又能满足适度的创新和发展需求。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Ravi Menon)曾说过,金融科技的监管不应该跑在创新的前头,过早进行监管会抑制创新,可能会阻碍科技被采纳。中国移动支付行业的发展历程,恰好契合了孟文能的观点——监管很大程度上走在了创新后面。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无可挑剔,四平八稳。我们不能因为怕出错,就什么也不做;不能因为怕风险,就所有路都堵死了。

创新无疑是驱动发展的唯一动力。马云前阵子抛出观点:“技术是发展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金融也一样。”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说过:“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

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提出了两句名言:一句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另一句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看来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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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温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一些早期资料,当翻开谢平写于2012年的论文《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令人百感交集。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现在金融业的分工和专业化被大大淡化了,被互联网及其相关软件技术替代了;企业家、普通百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各种金融交易,风险定价、期限匹配等复杂交易都会大大简化、易于操作;市场参与者更为大众化,互联网金融市场交易所引致出的巨大效益更加普惠于普通老百姓。这也是一种更为民主化,而不是少数专业精英控制的金融模式。

回过头看,谢平无疑是过度乐观了,或者说过于理想主义。但在2013年互联网金融浪潮席卷而来之后,谢平的思想被广为流传,他因此被誉为中国互联网金融之父。

在论文结尾,谢平写下的这段话,既富有前瞻性,又充满了善意。

我们认为,目前以手机银行和P2P融资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为个人提供了新的投融资渠道和便利,满足了普通民众的金融需求,手续简便、方式灵活,是现有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在经济学上有合理性,在发展初期遇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肯定存在不少技术和商业难题,要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不能因为今天的困难就无视未来的机会。

那时候互联网金融元年尚未到来,谢平或许很难料到后来的P2P乱象、校园贷乱象、现金贷乱象等,但他很清楚问题和难题必然会存在,因此呼吁“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不能因为今天的困难就无视未来的机会”。

我所感慨的是,过去几年里,我们见证了互联网金融如何从炙手可热到被污名化,也见证了金融科技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金融行业的主旋律。

当年很多人曾天真地以为:互联网金融并不是简单的“运用互联网技术的金融”,而是“基于互联网思想的金融”或者“基于互联网精神的金融”。

事到如今,互联网金融也好,金融科技也好,没有人提思想与精神了。

在强监管之下,那些信誓旦旦的变革者们,要么早早地被洗牌出局,要么改头换面做起了服务者,而成为金融机构的附庸或许是最好的归宿。

时运不济也好,咎由自取也好,木已成舟。

我们是不是又一次,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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