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币的第一功能是支付清算，但理论上长期对于货币支付清算功能的忽视使货币的存在性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解答。本文围绕货币支付清算职能，将问题展开成我们对于货币的需求为何以及怎样的货币制度安排能够更满足这种需求两个问题。从市场需求、科技发展以及信用三个视角分析得出便利性需求、科学技术进步以及交易媒介风险容忍度的三元平衡，构成了货币制度变迁的主线。从三元平衡视角对支付相关理论进行综述，提出完善支付理论并基于支付理论对于多元竞争货币市场和私人清算所等现实问题进行讨论的可能性。

关键词：三元平衡支付理论多元竞争货币清算模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同年中本聪（网络代号）发布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后，市场对于中央银行维持币值稳定能力的不信任和加密货币技术的发展使得对于“哈耶克问题”的讨论再次迎来一个高潮。各界对于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既然相信市场竞争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手段，那么为什么货币发行不交给市场来解决①”——的关注与讨论不断增加。如果换一种方式提问，那么“哈耶克问题”应该包含但不限于：我们对于货币的需求到底为何（后续简称需求问题）；什么样的安排是满足这种需求最经济的方案（后续简称供给问题）？当下金融市场的触角不断延伸、扩展，而支付清算以及数字技术日趋成熟，使得现实迫切的要求从理论角度再次回答和论证哈耶克所提出的问题。支付理论演绎应当能够对历史进行解释和归纳，对外来的可能性有足够包容的分析框架，并且对现实问题能够提供分析和决策的框架，因此本文试图从货币制度演进过程出发，评述支付理论的发展进程，提出进一步完善理论，从而提升理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的可行方法。

从币材变迁来看货币需求的变与不变

越是熟悉货币经济学理论的人越是了解货币问题的纷繁复杂。但通过梳理并回顾从手交货币②（handto-hand）到金属货币以及信用货币的历程，便可以发现伴随着作为交易媒介载体的币材不断变迁，必然是市场交易形式与规模对于交易媒介的需求，以及当下技术条件以何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上述需求之间的平衡决策。

在手交货币时代，市场多以每月固定时期的集市形式出现。币材选择上受制于取材限制，以粮食等市场上的商品为主。如日本学者黑泽明申考察东亚早期群落（cluster）交易货币制度形成时发现，早期交易物的品类十分有限且自给自足能力相对完善、人口流动性小的条件下，集市的交易内容大多数围绕受作物成熟时间差别带来的拆借需求，交易往往围绕主食、蔬菜、肉食等几个简单品类进行。从一个完整收获周期的角度来看，物品间交换规模远小于相同物品在时间上的拆借规模。因此，交易的形式以记账为主，规模较小。从科技角度来看，早期铜铁铸造技术的不完善使得金属货币的磨损腐蚀极快，也导致金属媒介过于贵重，更多地体现于商品价值，而不是货币价值，在集市交易中受欢迎程度尚不及小麦、粟米等主食。

由于航行、金属锻造以及其他生产技术的发展，在铸币时代，交易在规模上以及品类丰富性上比群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交易需求中相同物品在时间上的拆借需求几乎完全被多样性交易需求所取代。如早期希腊城邦与诸多岛屿之间，由橄榄油以及葡萄酒等作为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逐渐不能满足交易方式和规模对于币材的需求，同一时期金属锻造技术也趋于成熟，交易对于方便的需求使得金属货币易分割、需求随生活变化波动小从而币值相对稳定③、易携带、不易腐坏的特性充分发挥。而信用货币的出现则是在大航海时代后，在国际贸易规模不断呈几何级扩张而金属货币开采铸造规模越来越不能适应交易规模需求的矛盾中诞生的。

如表1所示，从币材形式的变迁中不难发现，交易需求与币材选择的匹配确实构成了货币制度变迁的主线，但也不能忽视寻找交易便利的过程中，我们对于资产安全容忍度的问题。一方面是不断扩张的交易规模对于流动性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币材从生活必需品（粟米等）到交易主体共同认可的奢侈品（贵金属）再到纯信用（基于共同体想象），牺牲的是资产的实际价格安全性。而这种牺牲来自信息技术水平的限制。当下，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忍耐不再必需。因此，交易便利性与交易安全的平衡同样构成了币材变化的内在动因。由简单的币材变迁过程隐约可见，市场的发展对于交易便利性的需求与市场主体对于交易安全性的顾虑构成了币材需求的内在矛盾；而市场和交易结构的变迁以及币材制造技术的发展构成了对于货币需求矛盾演进的内在动因。市场需求、科技水平以及对交易媒介风险的容忍从三个方面共同决定着货币制度的演进路径。

从交易媒介风险角度出发，币材变化的历史沿革会变成：

站在手交货币时代，我们会发现与日常生活基本无关的物品作为交易媒介参与交易是不可靠的，这实际上存在一旦交易媒介变迁真实的劳动果实化为完全不为他人接受的金属的风险，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信用风险④。但是我们看到基于共同的价值观构建的金属货币系统确实在之后通过其在交易中带来的各种便利完全成为交易媒介。我们出于对交易规模不断扩张背景下对便利性需求接受了金属货币。

站在金属货币时代，我们同样会想：一种完全没有实物背书，基于国家以及金融机构承诺⑤的交易媒介存在很大的风险，其由于信用主体超发信用带来对于持币者劳动的侵蚀在持币者看来完全无法在技术上避免。但自1971年美元币值与黄金正式脱钩开始，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也已经运行了半个世纪，已经被广泛地接受。

那么，站在信用货币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问题可以是：我们依然需要容忍货币价值的波动对交易的影响或者信用真的必然需要存在于货币中吗？币材变迁的一方面可以看作人类交易规模的扩张与交易媒介变化的不断匹配，而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对于风险容忍程度被迫不断地提高。但数字货币在信息上的全能性可能会使得我们对风险的容忍程度要求不再必需。数字货币对于信息捕获的灵敏程度完全可以做到在每一个真实商品产生的当下，为商品按照市场公允价值构建其价格及其匹配的货币。基于这种假设，货币中存在信用作为获取足够方便可靠交易媒介的需求不再必需，从而将储值归还给实物本身，将记账交给数据库从而还原货币的交易职能本身。在不影响交易便利性的前提下将信用从货币中抽离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也能找到如科尔切斯特现象这种特例，帮助我们思考未来货币制度安排的可能性。14世纪伦敦北部一个纺织业聚集的小镇通过实物交易以及信用交易，在这一时期英国黄金大量流出所引发的一系列货币问题中独善其身。这一在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信用与物物交易的组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优于传统货币制度安排的效果。

“需求与供给”问题的探讨

从“需求问题”展开，货币经济学早有一脉研究致力于在阿罗（Arrow）和德布鲁（Debrue）构建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GE）中刻画交易过程，通过微观基础构建货币经济理论，并将这种思想称为新货币主义经济学（NewMonetarist Economic，NME）。NME认为货币的存在既不应该是CIA模型中所描述的痛苦动因，也不应该是MIU模型中缥缈的持币效用函数，货币存在的首要原因应当是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但传统GE模型的框架下确实没有货币的位置，只需要一个计价单位（numeraire）。NME通过货币搜寻理论提出（Kiyotaki&Wright，1993），货币存在的理由应当来自人们交换商品的具体过程，并基于对商品交易机制的具体观察提出了趋近现实市场的五大要求⑥。这些现实市场交易机制和理论模型GE的差别使我们需要一个交易媒介将市场从这些困境中解脱出来，从而构建货币存在的真实原因——交易摩擦（frictions）。这种努力在思想上体现在引入商品交易过程中的“需求双重不匹配”，将一般均衡的交易定位调整为有摩擦的交易过程，通过对市场的描述引出以物易物方式的不经济，以及对于货币存在性自然而然的推导。在方法上则是将劳动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引入买卖双方通过议价（bargaining）或者其他决策机制的刻画之中，构建货币搜寻理论。NME从交易效率的角度刻画了市场交易摩擦对交易媒介的需求逻辑，从而得到了描述货币存在性的有力证据，并为构建“需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检验的工具。但遗憾的是货币制度均衡的另一面，关于交易制度安排对于持币者带来的风险却缺乏考虑，其模型中的货币来自设定，而正如前述货币制度演进过程中市场各个主体对于交易便利性的需求以及交易媒介对于交易价值的保障从而形成不同的货币制度的过程无法通过模型进行描述，这必然也会成为后续对理论进行完善的重要抓手。

20世纪末，货币经济学出现了一种“新范式”的思潮⑦。“新范式”的思想是伴随着金融市场在规模和范围上的不断拓展，以及新型电子支付的涌现提出的。其主旨是将货币的三大职能进行拆分，将价值储藏的职能更多地通过银行信用进行诠释，而将货币的主要思考和研究方向向计价工具转变。我们无法武断地认为斯蒂格利茨是通过数字货币技术所带来的可能性产生关于信用与货币之间关系的思考的，但是遵循他的思路将货币的三大职能分离，将储值职能交给实体和信用，将计价功能交给金融市场，从而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单独研究成为解答“供给问题”的一个有意思的视角。从支付理论来看，“新范式”框架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于，三大货币职能的分离使得支付理论能够很自然地展开而不再受到来自数量论以及资产选择理论的干扰。

一方面，以杰弗里·莱克（Jeffery Lacker，1997、2003、2004）为代表的联储派学者在阐述研究支付理论时，主张中央银行在清算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正如Lacker（2003）阐述的一样，支付经济学努力作为货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具有的政策意义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在支付清算领域的作用，支付政策的安排和决策框架以及银行间支付制度的安排。支付经济学也努力通过融入货币理论和银行理论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NME相关学者则通过搜寻理论不断从理论上提供了非单一货币制度安排以及私人清算所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循着“新范式”的思路，我们发现，如金（King，1999）提出的一种通过真实财富记账转移来实现结算的制度安排⑧，消除支付系统的货币中介，从而构建一个没有货币作为间接记账单位的直接交易经济体系。在充分金融化的市场中，通过实施定价和撮合为市场上所有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撮合匹配。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最大的优点是完全取消了由间接记账单位引发危机的可能性，通货膨胀从一种商品向另一种商品转移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实际上，是从理论上讨论了将价格发现职能从当下货币体系中分离的可能性。克塞诺（Kroszner，2001）则设计了一个多种记账单位并存作为中介来为市场提供必要流动性和储蓄功能同时减小运行成本的模式，讨论了多种货币制度共存以及私人清算存在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新货币主义的理论框架从市场的不完备性出发，给需求问题搭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其中既能够通过调整市场不完备的假设将科技发展对于市场结构的影响包含进来，也能够通过提升社会福利这一根本诉求将需求问题的目标进行统一。后续可以尝试将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信用思想纳入交易媒介选择的决策过程之中，通过市场主体对于交易媒介价值稳定性的不信任构建一个能够同时包含三要素的需求问题分析框架，为货币制度决策提供从社会整体福利视角进行分析的标尺。与此同时，通过“新范式”思想的独特视角，我们可以尝试跳出原有货币三大功能的框架，从不同功能的视角来看待供给问题。从支付理论的视角来看，多元竞争货币与单一货币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中央清算模式与私人清算模式的比较都能够形成理论上进行讨论的依据。

支付理论及发展趋势

传统理论的发展过于关注现实问题，更多是在信用货币条件下从宏观上讨论货币与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少跳出现有信用货币框架讨论货币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微观基础。因此，我们在通过总结货币史相关研究中从币材以及货币制度数千年的变迁与演进历程，呼吁构建包含货币真实支付功能的支付理论，通过支付理论完善对货币制度变迁的解释力。从市场对于交易便利性的要求与交易风险之间的矛盾出发，对交易媒介的相关技术以及市场结构的变迁给予充分的关注。探索哈耶克问题的完整答案的同时，并对当下的问题给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解释的框架。

（一）关于数字货币：多元竞争货币的可行性的讨论

从货币史和货币制度发展史的视角来看，“一国一通货的制度，绝不应是唯一稳定的状态⑨”。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多种货币在一国或者一定区域内竞争性流通的情况。其中，20世纪初期在红海沿岸流通的玛利亚·特蕾莎银币在其发行国奥地利早已停止流通的前提下⑩，直至20世纪中叶仍在西非和西亚的部分地区流通。而另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却也容易被忽视的事例是金银复本位制在16世纪到18世纪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货币制度被使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双货币制度。由此可见，即使在近代，货币既不是必须由国家主权发行，也不是必须单一存在，其职能在一些情况下是通过不同形式市场自发进行分离的。从支付理论的视角来看，多元货币会增加市场中交易媒介的种类，提升交易过程中的兑换风险。但同时货币的竞争力来自稳定的币值，竞争性货币市场未必不能够探索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货币制度的形式，但未来技术对于货币制度的冲击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正如萨伊定律指出的，产品自身会创造需求，技术供给也会自己创造需求，区别在于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参与而已。支付理论的研究正是为了在货币制度变化的过程中，从理论出发对实践的发展给出经济层面的分析，帮助实践过程的决策和判断。进一步说，理论的作用在于说明不同货币制度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不同货币制度背后的分配形式。将货币制度带来的资产价格风险问题引入，能使支付体系建设的理论框架更趋完善。

（二）关于清算所：支付清算模式能纳入主流框架进行讨论

伴随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张，出现了金融机构进行多方清算的需求。当下清算所既有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中央清算所模式，也有以英国、加拿大为代表的私人清算所模式。

中央银行的一个核心功能是为金融系统提供支付清算服务。但中央清算所模式和私人清算模式的比较很长一段时间在理论上都处于不可证明的位置。我们既无法说明这种设计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也无法说明其缺点。但基于交易机制的框架，我们发现中央清算所模式和私人清算所模式在理论上存在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基于提升社会福利的诉求，综合比较不同清算模式下市场对于效率和风险的综合评判成为可能。从理论上来说，并不能说支付清算服务完全交给中央银行的模式要优于市场化的私人清算所模式，不同的清算模式只能影响参与主体间收益的分配方式，但对于市场效率没有影响。因此，可以尝试在有效控制风险前提下探索更加市场化的清算模式，为支付市场注入更多活力。

（三）支付理论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视角切入的必要性

讨论币材以及货币制度的变迁实质上是对市场交易媒介的描述。因此，当下的支付理论研究必须通盘考虑整个市场的交易媒介，应当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视角来研究支付理论。传统上我们在谈论狭义的支付清算职能概念时谈的是货币的支付与清算工具和相关制度安排。我们基于工具和制度安排在理论上对市场可以展开从而分析各类经济和金融问题。但在步入现代经济的进程中，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需要被我们展开分析的基础不断在扩大，正如早期的中央银行在谈论货币规模时关注的是M0，而现在我们常规的统计口径已经扩大到M3了,一些央行及相关研究者已经关注到M6，这个口径的扩大的一种解释是经济在经过一轮货币化过程之后，存在进一步金融化从而通过增加交易信息提升市场效率；另一种解释是通过经济信用化的过程扩大市场的共识。无论我们遵从哪一个解释体系，我们的经济市场正处在一个自货币交易向金融交易发展的趋势之中，这使得将传统的金融基础设施扩展为利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进行支付清算研究成为必须。

备注：

①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北京：新星出版社，1993.

②黑泽明申.货币制度的世界史[M].何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

③使用粮食作物作为货币的一大弊端在于受到收获多寡影响，粮食交易媒介的使用需求会大于交易需求，从而使得市场上因屯粮导致流动性不足，而金属货币则很少遇到这种问题。

④这种信用风险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交易时默认金属货币在未来可以足值进行相似交易的隐含承诺被违约的风险。

⑤其实仔细思考会发现，信用货币的承诺内容很奇怪，如美元上印刷的“This note is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public and private”，以及港元上印刷的“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大意都可以视为“我们承诺你的信用货币能够被兑换为信用”。

⑥参见Nosal E,Rocheteau G.Money,payments,andliquidity[M].MIT press,2011.第一，人们必须无法作出可以完全兑现的承诺。因为显而易见，人们如果可以进行完全兑现的承诺，那市场中就根本不需要交易媒介存在了。第二，行为监管以及信用记录必须是不完善的。有完整信用记录模式的搜索模型是Diamond（1990）首先提出来的。在具备完全行为监管和信用记录的市场中，记录和监管措施可以完美地复制任何一般等价物的功能。第三，市场上参与主体的交互需要维持较高的成本。如果市场参与主体的交互成本过低，必然很难维持信息不充分以及交易主体受到自然限制无法组成完全市场集中交易，只能成对会面，无法对交易过程进行完全监控的假设。第四，二元交易无法满足市场交易需求，即存在需求双重匹配难题。第五，必须是一个动态模型。

⑦参见2003年斯蒂格利茨与格林瓦尔德教授一同出版的《通向货币经济学新范式》一书。

⑧金（1999）构想了一种由实物和中央清算所构成的一种交易结算制度安排，提出在一定的科技支撑条件下，通过类似交易所撮合交易模式构建一个完全物物交换的市场交易模式，从而摒弃货币在市场中的种种弊端。

⑨黑泽明申.货币制度的世界史[M].何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

⑩1854年玛利亚·特蕾莎银币在奥地利国内宣布无效，奥斯曼帝国不久后也开始禁止其流通。

参考文献：

[1]Nosal E，Rocheteau G.Money,payments,and liquidity[M].MIT press,2011.

[2]Kiyo tak i N，Wr ight R.On money as a medium of exchange[J].The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1989:927-954.

[3]Lagos R，Rocheteau G，Wright R.Liquidity:A newmonetarist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forthcoming,2015.

[4]Lacker M.J.Payment SystemDisruptions and the Federal Reeve Flowing September11,2001[J].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2004，51(5).

[5]Lacker M.J.and J.A.Weinberg.PaymentEconomics：Studying the Mechanics of Exchange[J].Journal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50）.

[6]Lacker M.J.Clearing,Settlement and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Working Paper，1997，40(2)：347-381.

[7]King，M.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Old and New[D].paper Prepared forthe Symposium on“New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27 August，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Bank of Kansas City at Jackson Hole,Wyoming,1999.

[8]Kroszner,R.S.Currency Competitionin the Digital Age[D].Paper prepared for“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CentralBanking”,21-22 May,Federal Reserve Bank Cleveland,2001.

[9]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1993.

[10]斯蒂格利茨，格林瓦尔德.通向货币经济学新范式[M].张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吴晶妹，林钧跃.信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2]罗煜.从经济货币化到经济金融化[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3]黑泽明申.货币制度的世界史[M].何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本文作者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