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负责人刘晓洪在国新办举行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在回答记者有关“《条例》在准入许可和退出机制上有哪些突出举措？对防范风险有何意义？”时表示，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将支付机构全链条、全周期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第二章对支付机构的设立、变更与终止进行了专章规定。

一是坚持持牌经营，严格准入门槛。《条例》将现行的业务持牌变为机构持牌，按照“先证后照”原则实施准入管理。明确支付机构在设立时注册资本、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经营场所、安全保障措施、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要求，适当提高注册资本准入门槛，明确最低限额为1亿元，且应当为实缴货币资本。

二是重大事项变更纳入行政许可。在过去监管中，发现有的支付机构通过变更重大事项来规避监管，为堵塞监管漏洞，《条例》明确支付机构变更名称、注册资本、业务类型或者经营地域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住所，变更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合并或者分立等，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三是完善支付机构退出机制。2016年以来，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引导部分高风险机构退出市场。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条例》明确支付机构退出情形和程序，同时提出退出要按照规定制定切实保障用户资金和信息安全方案，实现有序退出。

四是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力度。按照“管合法更要管非法”要求，《条例》明确未经依法批准，擅自设立支付机构、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应当予以取缔。同时，对有关违反行政许可管理的行为，根据情形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罚款、限制部分支付业务、吊销支付业务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加大违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