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宇认为，我国支付机构“出海”要先明确自身定位，充分了解当地监管要求，尽可能做到本土化，并需要积极维护国家形象和支付行业的美誉度。

随着跨境支付业务的蓬勃发展，我国众多支付机构纷纷涉足海外市场，积极探路境外支付。随之而来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如何更好地探路海外市场，布局全球化场景，进而培养当地用户习惯并开拓当地线下资源，就成为亟待突破的重点问题。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了腾讯研究院副秘书长杜晓宇。

杜晓宇

他认为，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普遍都有向海外积极拓展进行国际化的意愿。但当前海外市场的支付格局基本稳定，国内的成功模式较难直接复制，同时，落实当地监管规则也存在一定难度。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我国支付机构要先明确自身定位，充分了解当地监管的要求，尽可能做到本土化，并需要积极维护国家形象和支付行业的美誉度。

《中国外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出国旅游、留学人数持续上升，中国消费者境外消费支付需求不断攀升，第三方支付机构也纷纷加大海外扩张的步伐。您如何看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海外拓展的现状？

杜晓宇：的确，现阶段第三方支付均加大了海外扩张的步伐。截至2018年5月，微信、支付宝两大支付应用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

第三方支付海外拓张，也是伴随着国人“走出去”这种方式推进的，来为“走出去”的国人进行相关服务。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全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达1.31亿人次，比2016年增长7%。

事实上，目前，第三方支付“出海”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直接申牌，按照东道国的市场准入规定去申请设立支付机构。现在很多国家都有这种规定，如美国认定第三方支付机构为货币服务机构，新加坡、澳大利亚认定其为储值机构，日本认定为其资金转移机构等。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专门办法及规定，并设立了不同的市场准入模式。同时，很多国家也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本土化，要求在当地设立机构，以推进业务开展。

第二种模式是以合作的方式开展。其中分两类，一类是业务上的合作，即成为渠道商。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当地的银行或者持牌的支付机构合作，来开展支付和结算服务。当前，我国很多非银支付机构服务国内客户都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支付结算业务中，只相当于一个介质。第二类合作是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投资当地的企业，包括支付产业上下游的机构，之后就可以将技术能力进行输出，使之更加本土化，为当地人提供相关服务，也避免了与渠道商产生利益分配等问题。这类合作方式诸如蚂蚁金服投资了印度Paytm等。据统计，东盟十国约有4至5亿的人群是无法享受传统银行账户服务的。这给了当地支付机构一个很好的成长空间，也给了我国支付机构一个利用自身技术来帮助其成长的机会，可谓是一种“共赢”。

第三种模式是技术输出型。诸如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云”技术、分布式架构等，并帮助当地支付机构提升交易吞吐量等。这将是未来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避免了当地监管、本土化消费习惯不适应、消费者心理接收程度不一等问题。

由于我国针对个人客户的支付市场基本已经饱和，很多国内支付机构正在到海外寻求一些发展机会。当前东南亚国家对我国的金融科技发展还是比较认可的，其当地文化氛围、对中国的熟悉程度、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对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出海”都是很适合的。可以说，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普遍都有向海外积极拓展进行国际化的意愿。

《中国外汇》：当前，第三方支付发展势头迅猛，与传统境外支付方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杜晓宇：首先，与传统银行卡相比，第三方支付可以很好地将交易与场景结合起来，可以做到更加便利。以在韩国的消费体验为例，用微信或者支付宝进行消费，可以将折扣在客户结算时进行自动扣减；但如果采用传统信用卡，则需要关注银联国际公众号，输入具体国家，并找到消费的具体商店，下载优惠券，并在结算时出示给店家，才能进行折扣消费。

其次，第三方支付可以用客户大数据做业务方面的创新。现阶段，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利用客户的物理定位、交易习惯，为用户“画像”，为客户推送其青睐的特定产品及优惠信息等。而传统银行卡方面可以得到的相应信息则较少，如资金交易流水信息和商户交易地点等，无法进行全方位的大数据分析。

最后一点，是用户教育方面。这方面在国内可以当作优势，但在国外则处于劣势。现阶段，在国内绝大多数用户可以充分利用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手机支付，对于这些用户的用户教育已经基本完成。但在国外，第三方支付的用户教育则处于劣势，银行卡的用户教育要更为普遍。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国外银行卡组织已经把其交易受理环境建立得更加完备，同时受制于支付网络搭建的问题，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国外的交易网络还不是很普遍，跟VISA、MasterCard、银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就第三方支付的用户教育来讲，需要客户结合交易场景去感受，这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中国外汇》：您如何评价第三方支付机构不断结合科技手段进行境外支付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又该如何处理好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关系？

杜晓宇：自我国给第三方支付机构颁发牌照以来，支付领域真正称得上重大创新的，个人看来，只有两项。第一项是快捷支付。快捷支付在交易时减少了一道银行跳转，大幅度提高了支付的效率和成功率，同时给用户的交易体验极好。由于快捷支付的出现让电子商务平台的交易成功率得到了大幅提高。第二项创新则是条码支付，其对用户体验和支付效率的提升都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真正的创新关键点在于未来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技术起到的是支持优化的作用，并能够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那么，安全和创新是什么关系呢？安全是底线，安全是第一要务。包括腾讯在内的互联网公司，都是把安全视为重要的原则。安全和创新并不是平衡的问题，而是安全是整个创新的底线和最重要的要求和标准。创新势必会带来风险，风险与安全之间达到平衡是一个有待追求的完美标准，但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风险与安全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关系，不创新也会有风险。诸如传统的银行卡业务，也可能出现大规模套现、变造交易的风险，也发生过预授权的风险事件。我们需要的是创新走在风险的前面，能更好地控制风险，这是创新与风险的一个关系。

创新离不开技术、需求和监管三大要素。首先，创新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花旗银行就提出了金融科技的概念，但直到2015年前后，金融科技才出现了爆发，结合了大数据、AI技术、云计算等才有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众多创新应用。其次，创新离不开用户需求，都是以真正的用户需求为基础，以提高效率、降低风险为目的。实际上金融科技领域有很多“伪创新”，更多地是让用户消耗金钱，为此第三方支付创新要防止出现此类创新。最后，要达到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周其仁老师曾经提到一个观点，所有的创新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合法化”。当然监管一定程度上可以鼓励创新，但同时监管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时，就要防止一些不当的创新，防止一些不顾安全的创新带来负外部性。这时候监管作用要凸显一些，监管与创新之间才可能会达到一个平衡。同时，监管需要倡导一种观念，即在创新过程中，并不一定是越新越好、越炫越好。以支付效率来讲，一秒钟完成与三秒钟完成乃至五秒钟完成差异并不大，但风控程度却大不相同，更为安全与稳妥才是更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最后一点强调的是，目前我国金融领域已经进入强监管阶段，支付创新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窗口期”。在大雨倾盆之时，最重要的是躲雨，而不是埋头赶路。在境外拓展业务时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保证自身交易的合法合规，而不应该主要追求通过创新迅速打开市场来获得业务。这也是现阶段非常重要的建议。所有的企业还都应该尊重监管，尊重规则，在监管规则下开展创新。

《中国外汇》：面对境外监管、市场、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当前境外支付发展难点有哪些？如何克服这些难点？

杜晓宇：首先，第三方支付机构探路境外支付，在海外开拓市场均属于外来者。当地的市场格局基本比较稳定，如日本人偏爱使用现金，澳大利亚人偏爱使用支票，美国人偏爱使用信用卡等。在这种当地市场已形成既定格局的情况下，我国的第三方支付再进行市场开拓，无疑难度很大。

其次，虽然第三方支付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成功经验，但这些经验在国外不具有广泛的可复制性。国内成功路径如拥有众多的淘宝和微信用户，从而为支付宝、微信支付提供了强大的用户基础支撑。但国外由于缺乏相应的基础，这些应用也就难以广泛推广。特别是在支付格局已经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打破旧格局、拓展新格局存在难度。

再次，进行境外支付海外拓展，需要明晰当地监管的规则。但很多当地的监管规则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无法做到充分理解。如印尼的部分监管规则采用的是印尼语进行表述，这就需要既熟悉印尼语监管环境，同时又能理解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产品的人才。这对我国机构而言存在着不小的挑战。

最后，当地的用户移动支付等消费习惯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完成对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用户交易习惯的培养。这方面也将影响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海外拓展情况。

对此的建议是：首先，国内支付机构要先明确自己的定位，要立足于国人境外支付的需求，进而推动业务的开展。在明确定位之后，就可以更为关注当地网络建设的问题，采用与当地渠道合作的方式来满足监管的诉求。其次，国内支付机构要充分了解当地监管要求，包括市场准入、具体业务监管、反洗钱、消费者保护的要求等。在充分了解监管政策后，合法合规地拓展业务。最后，海外扩展要尽可能本土化。本土化有多方面的含义，既包括投资当地的支付机构，也包括雇佣当地有经验的员工，甚至是整个营销策略的推广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中，这样才能更好地被当地人所接受。

《中国外汇》：您如何看待境外支付的前景？对境外支付的发展又有哪些具体建议？

杜晓宇：对于境外支付的发展前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境外支付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壮大的，是跟随着中国国际化的脚步走向海外的，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不断前行，未来发展前景光明可期。

对于境外支付的海外发展，首先建议建立国家间的合作机制，促进国家间监管层面的合作。当前，第三方支付机构“出海”多是企业自主行为，缺乏国家层面上的引导。未来可以探索国家间达成金融合作备忘录，进而推广我国先进的移动支付方式和方法，在国家间建立相对统一的跨境支付监管规则和标准。

其次，相对“走出去”，“引进来”也很重要。虽然境外支付机构加入中国市场，会对国内支付机构形成一定层面的竞争，但也存在一定好处。境外机构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具有一定的先进经验，进入中国后会将其先进的经验带入中国，让国内支付机构学习到更好的经验和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境外机构的交易规则和定价策略也更为完善，管理体系也更为完备，国内支付机构可以更好地学习到这些优秀的经验。

再次，在第三方支付机构海外探路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将中国标准“带出去”。之前中国支付企业参与制定了很多国际标准，但基本没有主导建立过一些行业的国际标准。如果能将国内很多先进的标准向国际上输出，这也有利于支付企业的海外拓展。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支付机构要自觉维护国家形象，提高整个支付行业的美誉度。当前一些支付机构在其他国家存在一些发展乱象，拿国内曾经不佳的做法在不同国家进行二次获利。这种做法违背了海外拓展的初衷。应该带出去的，是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为当地客户更好地服务，而不是到当地不顾一切去捞金。“走出去”的支付企业更应该在世界范围内为维护中国企业的形象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