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金融科技已经成为当代金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于金融创新与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今年的“2019金融科技热点展望”中，我们选取了“金融业全面启动IPv6规模部署”“支付行业发展迎来新变局”“开放银行燎原势竟成”“分布式架构继续发力”“智能化服务加速数字金融进程”“强金融科技应用研究与新兴技术风险防范”“科技助力管控金融系统性风险”“科技助力小微、民企”8个话题进行讨论研判，以期为您梳理解读其在2019年的应用发展趋势！精彩内容将陆续呈现，请您持续关注！

本期为该系列专题第七篇“科技助力管控金融系统性风险”。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住发展大势。2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金融业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当前，虽然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总体可控，但仍然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面对2019年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环境，如何正确认识金融形势并通过科技手段防范和管控好金融风险，是当下最为紧迫的课题和任务。

多重挑战考验金融业

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和分析，2018年我国实际GDP增速为6.6%，较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持续小幅回落，经济景气仍处于下行阶段，总体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市场各方预期，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时代缓慢转型还需承受阵痛，工业化初期红利边际递减，而信息化红利边际递增尚未释放，新旧动能转换交替平台期的胶着特点仍然显著。

“从2018年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的角度来看，预判2019年的经济增长压力仍然巨大。”中国银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风险经理宋首文表示，在投资领域，2018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行特别是非国企的利润增速下行显著，极大地影响了市场投资信心，因此对于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力度和落地方向，各方寄予厚望，但积极财政政策的托底之锚和拉动引擎之间的档位把控，将是考验政策层面精准发力的重要考量。在消费领域，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下滑，消费增长出现重大分化，同时低端消费增长乏力。由于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调整的长期性和缓慢性，如果2019年不出台重大消费政策调整以进行结构性调整刺激的话，消费低迷的总体态势难以根本逆转。在净出口领域，2018年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贸易冲击巨大，由于贸易摩擦直接后果的显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伴随着出口透支效应的逐步消退，加之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调低，将对2019年的净出口带来压力。

基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宋首文分析认为，国内金融业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挑战。

一是外生性输入风险错综复杂，对国内的传导和影响不容低估。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强化、经济全球化共识的破裂、欧洲一体化的倒退、民粹主义的泛滥、东西文明的对峙、敏感地区的冲突对抗所引致的全球经济增长衰退、全球贸易格局异化、进出口低迷、汇率和利率的异常变动，都是外部输入性风险的主要体现。

二是内生性经济风险因素多重交织，金融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经济实体企业的萎靡不振、产能过剩企业的转型阵痛、房地产投资的拉动衰退、资本市场价格预期不佳、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不足、内外需求疲软、地方财政困境等因素造成银行巩固和抵御存量客户发生违约的压力倍增，遴选和甄别新客户的能力面临挑战，支持和拓展中小客户的技术备受考验，结构转型的速度和空间预期不足。

三是监管合规风险不容忽视，风险内控压力持续加码。国际监管以及各主要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对银行的资本、计量、数据、反洗钱等方面的相关要求日渐严苛，迫使银行集团对海外机构的安身立命和存续发展策略不得不进行诸多调整，对海外分支利润贡献的刚性要求难于持续提升，应对各国监管的能力和水平亟待提升。同时国内监管仍会继续强化，处罚力度仍会持续加大，各银行合规内控的压力空前，金融创新的意愿和动力不再旺盛。

四是资本充足风险面临挑战，风险拨备水平难以持续提升。无论是国际监管还是国内监管，均对银行资本充足水平要求在持续提升，在当前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式微以及资本市场低迷的背景下，银行利润的持续增长受限较多，资本补充的来源进一步受到挤压，也同时影响到银行的拨备水平。

克坚攻难防范金融风险

风险管理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金融机构如何适应监管的要求和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宋首文认为，巴塞尔协议构筑了全球银行业稳健运行的监管架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主动适应监管的要求和形势的变化。按照中央的六稳“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要求，积极面对形势变化，充分评估各类风险挑战，远谋周略奋力作为，打赢2019年各项攻坚战。

一要适应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大部委出台多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民营经济特别是普惠金融的大力支持，商业银行应积极作为，优化流程、简约审批、创新产品、丰富场景、提升科技，既要扩大普惠金融支持的总量力度，又要积极争取在资本计量方面的政策优惠，还要积极探索普惠金融商业模式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路径。

二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既要关注到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及其影响，又要关注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国家、地区、行业、客户结构性的悄然变迁，还要内化到银行自身在公司治理、流程政策、产品服务、定价策略、风控模式、考核激励、科技支持等方面的整合调整。业务目标的资源聚焦要重点面向新兴经济体、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重点面向新兴产业企业客群、高科技企业客群、网络粘性客群，优质普惠客群等等。

三要适应科技金融技术革命兴起的需要。既要推动银行业务模式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和力度，又要加快银行科技体系产能供给模式的重大变革，还要积极引入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外部科技工具和科技力量的融合内嵌，真正实现业务转型、科技赋能；风险管控、装备精良；重点战役，弹药充足的良性状态。

强化金融科技创新应用

众所周知，金融的核心是“经营”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是衡量其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基础。

金融科技的发展正是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提供了新技术、新思维、新模式和新手段，那么，我们如何积极利用、深度融合金融科技解决传统金融风险管理无法覆盖或无法破解的难题，进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宋首文表示，未来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金融科技必将进一步助力风险管理，重塑金融生态。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客户信息治理及规范、客户画像、客户谱系梳理、客户舆情追踪等相关传统管理环节的瓶颈破解提供支持，为银行的数据治理、客户营销、风险识别、授信审批、风险预警等重要领域提供广泛的有效信息支持，从而丰富银行对于客户动态的捕捉视野，深化银行对客户尽调的全面认知，加强对客户经营趋势变动的科学预判，进而实现对其风险状况的有效把控。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大数据、机器学习、图技术等工具实现客户知识图谱描绘以及智能决策辅助，为资本市场价格走向追踪研判、押品价格变动汇集预测、汇率利率商品股票价格趋势解读估测提供辅助支持；为智能预警、压力测试、市场风险管理、个贷自动审批、网贷秒批秒贷提供手段工具；为精准营销客户准入、产品服务组合优化、经济资本占用节约、智能风控深度应用、资产质量水平稳定等提供技术赋能；还可以借助自然语言识别、生物识别等技术来强化反欺诈反洗钱水平，提升合规风险管控。

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尝试区块链技术，为诸多领域的业务创新和风险管控提供崭新思路。区块链由于其开放开源、透明化、去中心化、自治性、信息不可篡改性、匿名性等众多优势特点，为银行的客户征信管理、资金交易安全以及信息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目前银行更倾向于依托联盟链、私有链等形态，采用合作式记账方式，在电子交易、商业票据、清算结算、支付转账、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银团贷款、身份验证等领域探索应用。

发力AI大数据智能风控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和科技手段的突破和应用，驱动了现阶段金融的智能化，也让风险管理的实现方式呈现新的变化，通过新技术甄别风险和信用比传统的手段更加精密科学。

“巴塞尔协议作为提高风险管理敏感性的一个有效工具，实现人工智能、大数据与风险管理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服务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苗晓军说，由于传统评级体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大数据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风险预警，可以更好地响应周期效应，优化信贷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苗晓军认为，未来金融业风险管理的大方向是实现“机控”。“机控”的第一步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实现智能化；第二步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在业务流程里面嵌入控制点，并在梳理业务流程时指出控制点，需要科技与业务部门共同完成；第三步是把采集到的数据分成两类，一类做实时“机控”，一类做T+1的分析加工，整个过程必须形成闭环。

虽然人工智能、大数据在金融业风险管理应用实践过程中取得长足进步和阶段探索，但其效能的显著体现要受限于数据量大小、信息完整性、因果确定性、应用领域单一性、实现任务单一性等条件。

对此，宋首文认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在较长时间内还存在诸多实施中的难点，需要金融机构去积极应对。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结合起来，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一方面，银行外部大数据包罗万象、涉猎众多，如工商、税务、司法、宏观、行业、海关、环保、土地、押品、运输、交通、舆情等等相关信息。但是当前由于行业主管部门众多认识不一，很多数据也并未对社会主体全面公开共享，因此外部大数据的合法全量获取成为首要的瓶颈制约，加快企业信息共享公开进程应列为国家议程。

数据的交互共享并且在最大范围的公开，是诚信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和最佳路径。工商企业存在合理性的基本逻辑是其运用资源、聘用人力、产出增值、服务需求、利润实现并且纳税贡献社会，因此其从设立之初就应该最大化信息公开，将其置于社会全方位的监督透视之下，一个透明或半透明的企业或社会机构，其违法动机和意愿都是最低的，企业的就业创造、纳税贡献、环保遵从都是其获得社会尊重的基本前提，其存留于各个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信息数据不应列入企业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的范畴而加以过度保护，其应该属于社会公开数据，应该在最大范围内公开，并且要通过政府主导，实现企业社会信息的融合贯通并公之于众。

另一方面，银行内部大数据的整合仍然任重道远，数据仓库、数据集市、数据湖建设仍然是科技竞争力比拼的核心要素，因此银行内部的IT框架、数据框架仍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应用的现实条件，加快银行内部数据仓库等核心架构的升级优化是难以规避的不二选择。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天然局限，大型银行集团内部业务复杂度高，国别地域广阔，业态条线众多，产品流程纷繁，信息系统建设起步时点不一，功能定位多样，形成统一数据仓库的共识和实践大相径庭，因此内部数据现状距离规范统一、来源一致、路径明晰、标准严格、全面覆盖、机控高效的理想状态还需假以时日，这些都成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深度应用的内在制约。

此外，银行风险管理领域实现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深度应用所需人员的技术专业性极高，既要懂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又要懂信息系统、数据治理，还要了解金融科技的最新技术和趋势，复合型人才梯队建设亟待困局破解，加快引入外部专业技术人才补充到风险管理人员队伍，将是深化应用的迫切之需。

熟悉全面风险管理、风险计量、国际监管框架及要求、风险管理流程、资本计量、银行产品及业务的新型风险管理人员本来就非常稀缺，再加上还要能够熟悉人工智能、大数据、数据治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的专业技能需求，对人员素质、专业技能的技术性要求空前高涨，因此如何加快内部存量人员的培养和转型拓展，如何加大外部专业技术人才的补充融合，已成为人工智能、大数据持续应用发展的重要考量。

（本文中宋首文的受访言论，仅属于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