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给用户端带来的变化不大，却会使整个运行体系产生深刻变革，意义重大、涉及面广、挑战很多，必须积极而稳妥地推进。

2019年6月18日，美国网络公司Facebook发布其设想的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及新加坡元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数字货币Libra（天秤币）白皮书，其中恰恰没有位列SDR第三大篮子货币的人民币，这引发了中国广泛的关注。

紧随其后，中国央行官员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当时将其简称为“DC/EP”，即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央行同参与系统开发和测试工作的商业机构密切合作，进入“996”工作状态，DC/EP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之后，央行进一步明确：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为“数字人民币”，并明确其简称为“e-CNY”，“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

2020年10月，央行与深圳市政府联合首次在福田区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数字人民币社会公测。之后试点城市范围不断扩大，至2022年4月扩大到16个城市及冬奥会场馆，应用场景和工具也不断丰富。

但到目前为止，数字人民币仍处于试点过程中，全面推广使用尚无明确时间表。其中，不仅涉及很多技术与应用上的难点，而且仍存在很多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

央行明确，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对此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数字人民币本质上就是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只是人民币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加突出了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着重于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加强合规监控，并不是人民币之外新的一种货币，仍需纳入人民币货币总量统一监控。

作为国家法定货币或主权货币，数字人民币不可能像比特币、以太币等网络“数字加密货币”那样，成为依托公用互联网，运用公有区块链技术等，可以无国界（全球化）运行的去中心（高度匿名、规避监管）的货币体系，而只能在央行数字人民币专用平台，或者有运营机构参与共同运行维护的联盟链平台上运行，需要满足央行有限匿名和金融监管的要求。因此，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只能先内后外，不可能一上来就是全球化运行的。

同样，作为国家法定货币或主权货币，能否得到境外企业、机构和个人等社会主体的接受实现国际化，在根本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地位。只有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国家的货币，才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目前，在国际支付结算与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美元分别为40%以上和60%左右，欧元分别为接近40%和20%左右，二者成为第一和第二大国际货币，合计在国际支付结算和全球外汇储备中均占到80%左右的份额，其他国家货币所占份额则远远落后。人民币目前在支付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均不足3%，即使数字人民币推出，也要面对不同国家数字货币的相互竞争，存在着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跨平台的支付连接（“数字货币桥”）与标准制定的问题，力争上游也要依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可能脱离现实条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大幅跃升。

需要明确的是，货币本质上是价值尺度和价值索偿权证，也就是可以用货币购买财富。因此，需要使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可交易财富的价值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财富价值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保持货币币值（价值尺度）的基本稳定。这就要求黄金等原来充当货币的实物从货币舞台退出，回归其可交易财富的本源；货币则必须从可交易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纯粹的价值尺度与价值索偿权证；货币与财富都需要得到其流通范围内最高等级的信用保护，即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由此，货币彻底脱离实物转化成为国家信用货币，也被叫做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在世界尚未实现一体化治理的情况下，要推行“货币的非国家化”或“超主权化”，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包括SDR以及比特币、Libra等都难以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最多只能成为一种特殊资产，需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所谓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

第二，准确把握“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

关于人民币，有“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包括M0及企业可以直接用于支付结算的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包括M1以及企业定期存款、个人存款等）等货币概念，但银行存款以及支付机构的钱包存款都可以像现金一样用于支付，具有同等的购买力，其背后所表示的货币是相同的。所以，货币总量包括流通中现金以及银行吸收的社会存款，货币现金、银行存款以及支付机构吸收的钱包存款，都是货币的表现形态，而不是货币本身。由此，仅仅把现金视为货币，或者把央行投放的现金叫做“央行货币”，把银行存款表示的货币叫做“银行货币”，把支付机构吸收的存款叫做“钱包货币”，并认为这些货币的风险程度存在不同，只有央行货币才具有“法偿性”，这都是不恰当的。现金、存款、钱包代表的货币存放在不同机构、表现为不同信用等级的负债，安全性会有不同，但不能将负债等同于货币。

由于传统上人们习惯把现金等同于货币（被看作直接意义上的货币，为与“狭义货币”“广义货币”对应，可把M0叫做“直义货币”），所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一直明确：“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作、发行。”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义，央行也明确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主要用于替换M0，并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改意见稿中明确“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

但说“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很容易让人认为数字人民币主要应用于小额零售支付，而不能应用于银行存款、贷款等所有金融业务，央行也不能用于发放再贷款等，不能替代包括M2在内的所有传统人民币，其结果就会是数字人民币规模很小——2022年3月末，我国近250万亿元广义货币M2中，M0只有9.5万亿元，可能使数字人民币投入巨大，但实际效果和作用有限，更加难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同时，这还将形成数字人民币与传统人民币两套运行体系同时并存的格局，给人民币的管理带来新的重大挑战。

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作、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即这一部分属于“数字现金”。数字人民币同传统人民币一样，可以应用于所有金融业务，包括银行贷款和央行再贷款等，尽可能替代所有传统人民币，特别是其中的非现金部分。

数字人民币尽管仍是人民币，但其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将发生深刻变革。

显而易见，数字现金不同于传统现金。

数字现金不再有固定的面值和编号，而是以钱包余额（含角、分位）表现；需要系统赋予钱包本身的密码（公钥）与使用者自身的密码（私钥）共同验证通过后才能使用，以确保钱包的真实与安全；钱包每次收付使用，都是直接增减钱包余额即可，不存在找零问题；使用后钱包即显示最新的余额，并由运行系统赋予其新的密码（不影响客户自身的密码）。由此可见，数字现金实际上介于传统的现金与银行存款之间，数字钱包运营商要负责钱包的安全管理，并不像现金一样，在付给持有者后，如果发生毁坏、丢失或被盗等情况，投放现金的银行无需负责。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数字人民币实行有限匿名、央行中心化管理。

按照央行规定，居民个人要开立和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需要使用中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和智能手机号码下载并登录央行统一的数字人民币App后，在其所列示的运营机构中申请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并设置自己的用户密码。数字人民币钱包划分为不同的安全监管等级，有不同的限额和安全要求，最低一档除在央行有身份和手机信息外，不需要向运营机构提供额外的信息即可开立钱包。如果想要提高钱包等级，则需要按照要求向运营机构提供相应的身份识别信息。这样，不仅可以大量减少全社会在现金印制、保管、流通等全流程的相关成本，而且可以让央行拥有数字人民币所有用户的信息和交易数据，进而对数字人民币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的监控，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并利用数字人民币收付智能化加强定向配置（如发行一定范围和期限的消费券等）和违规使用的监控。而运营机构则主要掌握在本机构开立钱包人的信息及其钱包的收付数据，难以像以前那样，能了解到每一笔转账的收付款双方身份信息及其交易内容与数据，有利于打破商业性机构对大数据的垄断优势，更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以及商业秘密与合法权益，并促进商业性机构的公平竞争。

这种央行中心化管理模式，才是数字人民币将带来的最深刻变革。由此也涉及央行、金融机构、个人、商家等钱包管理和支付流通所有参与者的系统开发、硬件改造、端点接入、使用培训、运行维护、数据存储、安全利用等诸多方面的投入和挑战，对数字人民币系统运行效率和安全保护要求极高，其难度远非以往央行推行“三票一卡”等结算方式所能比拟。所以，需要运营机构参与系统开发和共同运维，需要进行广泛而大量的社会公测，必定周期很长、投入巨大，包括央行归集的数字人民币庞大数据如何有效利用也需要研究解决，毕竟价值巨大，不能浪费。这也是数字人民币已经进入社会公测很长时间，却依然没有明确的全面实施时间表，没有像有人曾经预期的在北京冬奥会之前全面推出的重要原因。

由此，数字人民币在个人和商家的使用端，尽可能沿用和优化手机移动支付的操作流程和使用习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用户的培训成本，是合理的必然选择。由于中国在手机移动支付领域领先全球，而且央行已经于2020年10月即开始社会公测，这也让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推广实施上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

作为数字法定货币，在条件成熟时，央行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全面推广实施数字人民币，任何机构和个人的交易都不能拒绝接受数字人民币支付。届时，与传统现金相关的业务、投入及产业（如现金柜台、点钞机、保管箱、现金库、运钞车、ATM和相关人员等）将大幅度萎缩，而与数字人民币相关的系统开发、硬件设计、系统连接、使用培训，以及平台运维、数据管理与分析利用等投入和产业则会加快发展。

所以，数字人民币带给用户端的变化不大，却会使整个运行体系出现深刻变革，意义重大、涉及面广、挑战很多，必须积极而稳妥地推进。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亚洲金融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