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清算行统计，全球至少114个国家和地区在积极关注央行数字货币（CBDC），总计有十余个项目已启动试点或试运行，但主要集中在中国、巴哈马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则较为审慎，大多处于调查论证和内部测试阶段。比如，美联储只是发布了数字美元报告，全面审慎评估CBDC的利弊，尚处于案头研究阶段；欧央行正在调查研究，两年后才会决定是否继续推进；日本央行在2023年4月开始小规模内测，也尚未决定是否正式发行。全球来看，中国在CBDC的发行和应用方面走的最快最远，项目规模也最大，不仅开展境内的小额支付，还与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开展了跨境支付的试点。

CBDC最初的使命是应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对主权货币的侵蚀，但由于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一系列缺陷，CBDC似乎被赋予了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的期待。那么，CBDC是否真的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呢？

1. 央行数字货币的演进

从现存的种类来看，数字货币大致经历了无锚定私人数字货币、有锚定数字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三个阶段。

第一，无锚定私人数字货币。虽然被称为货币，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数字资产。

主要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完全基于分布式账簿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和加密算法，底层无资产抵押，也不代表机构和个人的负债，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代币。

第二，有锚定的数字稳定币。以中心化的特定资产或法定货币为抵押，由私人部门发行。

稳定币实际上诞生于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需求，以规避监管对加密货币与法币直接兑换的限制。USDT是最早的稳定币，由Tether公司发行，锚定美元，发行基于100%准备金安排。由于基于100%的准备金安排，实际上类似于数字化的银行本票。

第三，央行数字货币。由一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发行，是主权货币的数字形式。

CBDC诞生之初的主要使命是为了避免私人加密货币对主权货币的侵蚀，现今主要探索在提高支付效率方面的应用。

由于各国的CBDC仍在不断开发演进，所以在技术结构（是否使用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存在形式（主要应用场景、转账和储存是否限额、采用基于账户或基于通证的记账模式）、运营框架（单层还是双层）、底层资产（现金抵押还是锚定某类资产）等方面均有不同设计。但就目前来看，第一，各国普遍采取开放的思路，重视分布式账本技术及可编程性的潜在应用；第二，为防止金融脱媒，大多选择“央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架构。

按照应用场景，CBDC可分为零售型和批发型两种，前者限于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的大额转账和汇款，后者则可由公众广泛获取，用于满足公众的小额日常支付需求。

目前，零售型CBDC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展开试点或正式投入使用。比如巴哈马的Sand Dollar，柬埔寨的Bakong，中国的e-CNY等等。

而批发型CBDC项目大都处于初步的理论论证或实验室实验阶段。包括加拿大的Jasper项目、瑞士的Helvetia项目、新加坡的Ubin项目等，以及一些跨境合作项目，如日本和欧央行合作的Stella项目、多国合作的Dunbar项目。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等共同参与的“多边货币桥”（m-bridge）项目进展最快，已经进行了应用测试。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经济体持续关注CBDC的进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开发CBDC的动机和策略不一样，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落地积极性更高。发达国家较为审慎，落地进度较慢，且更倾向探索CBDC在跨境支付方面的潜在应用。

2. 央行数字货币对跨境支付的影响

2.1 基于商业银行网络的传统代理行模式

在传统的跨境支付模式中，银行之间进行跨境资金收付，主要采用代理行模式。

所谓代理行模式，即对于跨国家、跨币种的支付活动，如果付款行与最终收款行不是账户行的关系，那么付款行只能通过其他与最终收款行存在账户行关系的银行（代理行）合作，进行特定币种的结算。很多情况下，一笔跨境支付可能需要经过多层代理行。

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支付清算系统都有自己的专有技术和运营标准，会计体系、监管规则、货币、语言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所以，各国间的支付系统往往缺乏互操作性。再者，一国银行与境外他国银行建立账户行关系不仅面临繁重的技术成本、法律成本、财务成本以及信用风险，还会挤占银行的流动性，因此不可能与境外所有银行都两两建立账户行关系。

以代理行为节点的众多资金链条相互交织，就形成了现行的跨境支付体系，也是当前唯一普遍使用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跨境资金的转移，实际上是两层操作，一层是资金流，即资金划转依赖商业银行的账户体系；另一层是信息流，即支付指令的传输，主要依赖SWIFT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需要强调的是，SWIFT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不是支付清算系统。传输的信息不仅仅包括支付信息，还包括保函、信用证等金融信息，甚至两家银行如果希望进行一般往来交流，也可以通过SWIFT进行。SWIFT也不仅为美元这一单币种的清算提供信息传输服务，而是为所有币种的银行间支付清算提供信息传输服务。SWIFT不是唯一的支付信息传输系统，但是是使用最广泛的系统。

然而，如果交易链条较长，代理行模式就会面临明显的成本和效率问题。

比如，如果交易双方都为非欧美银行，那付款行往往需要借道位于美元或欧元清算体系中心的、在全球具有广泛账户行网络的欧美银行作为代理行完成资金划拨与清算，这意味着资金要辗转到第三国才能到达最终收款行。所以，链条较长的代理行模式跨境支付成本、结算风险较高，监管程序多、透明度低、耗时长，如果涉及到时差，外汇价差波动也较大。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零售汇款平均成本为汇款总额的6.5%，具体到不同国家，最高可能高达12%。由于存在时差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资金流经的每个银行都要进行与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等相关的合规审查，一笔跨境支付通常需要3-5天。

2.2 基于分布式记账技术的数字货币模式

从目前的理论设计来看，CBDC用于跨境支付，似乎有助于提升跨境支付效率。

首先，基于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的CBDC采取点对点传输模式，能够同时附带价值信息和其他信息，实现资金和信息的同时转移，不再需要SWIFT提供专门的报文服务，减少中间环节。

其次，通过制度与技术设计，CBDC可以提升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与系统对接的兼容性，实现7*24小时运行，解决时区不匹配问题，降低交易对手方风险。

在技术选择方面，对于CBDC跨境支付，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选择建立双边网络，也可以采用单一通用平台。双边网络需要考虑信息标准的跨系统协调问题、转账费率分担问题，好处是不需要协调合规标准。单一通用平台采用单一信息标准，包含系统内的外汇转换设计，但需要整合跨系统的合规方案。

有机构估算，在特别理想的条件下，CBDC可以将跨境支付时长缩短到一天以内（甚至几秒钟），交易费用下降至1%以下，有可能打破由于跨境支付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而产生的进入壁垒。

2.3 以m-bridge为例比较二者的区别

“多边货币桥”（m-bridge）的前身是香港金融管理局与泰国央行合作开展的Inthanon-LionRock项目。其中，Inthanon是泰国搭建的本地CBDC网络，LionRock则是香港的本地CBDC网络，二者初始的目的是用来探索和测试境内机构间的支付转账。

2019年，中国香港和泰国合作，开始探索使用CBDC进行双边跨境支付的可能性。

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阿联酋央行也加入进来，在BIS香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将项目更名为“多边货币桥”，研究利用CBDC进行多边多币种跨境支付的可行性。

从技术原理上看，货币桥是一个走廊网络（Corridor Network），加入平台的各方可以在不需要中间账户的情况下，通过流通凭证（Depository Receipt, DR）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跨境支付。

传统代理行模式：

由于参与m-bridge的四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结算还是主要使用美元等其他货币，在传统的代理行模式下，整个跨境支付流程的链条较为冗长。

比如，在中国企业和泰国企业使用美元结算的情况下，资金的划转，除了两国企业在本国的开户行需要参与，本国的开户银行还需要依赖其接入美国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有时候还需要经过联邦储备电子化资金划拨系统（Fedwire））的美元清算行进行美元资金划转，但是CHIPS只有四十几家直参行，其他银行都需要通过这四十几家银行进行清算。所以，如果企业在本国的开户行规模较小，支付流程还需要再增加开户行的代理行，有时候甚至需要经过不止一家代理行。信息流的传输，主要是使用SWIFT。整个流程的支付成本至少包括电报费、手续费、中转费，还要承担汇兑损失。

CHIPS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部门美元资金传输系统，是美元跨境交易结算和清算的中枢，通过与SWIFT系统连接，承担世界上95%以上的银行同业美元支付清算与90%以上的外汇交易清算。所以，美国在进行金融制裁的时候，既可以通过施压SWIFT，将指定机构踢出SWIFT，也可以通过禁止被制裁企业的关联金融机构使用CHIPS，来切断其跨境美元支付。

多边货币桥模式：

假设两国企业的开户行均接入了m-bridge项目。跨境支付实际上分两层，一层是“桥外”的商业银行流程，另一层是“桥内”的CBDC换汇和支付流程。

第一，泰国企业的开户行需首先向交易对手（中国的银行）提出交易请求，后者在核对交易细节及合规要求后接受交易请求。

第二，泰国的银行向泰国央行申请泰国央行数字货币，并将其转换为泰铢计价的存托凭证（DR），此时交易进入货币桥内部。

第三，泰国银行需要通过货币桥内部的外汇交易将持有的DR转换为人民币计价，然后将人民币计价的DR支付给中国企业的开户行。

第四，中国的银行收到人民币计价的DR，然后转换成数字人民币（e-CNY）流出桥外，对中国企业的账户进行存款记账，交易完成。

在货币桥内的交易，由各国央行的管理节点核准交易信息后记入共同账本，双方银行不需要分别记账，可以实现外汇交易的同步交收（PvP）。由于CBDC能够同时附带价值信息和支付信息，因此不再需要SWIFT提供专门的报文服务，整个跨境支持流程约在10 秒之内完成，单笔的支付成本、外汇风险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m-bridge采用单一系统架构，但在设计之初就采用兼容模式，建立了基础设施对接模块，方便适应不同司法辖区的监管要求及技术标准，无论跨境收付双方是否有CBDC系统，都可以接入。

但是，请注意上述第三步货币桥内部的“外汇交易”环节。

按照现在已知的设计思路，在货币桥内部似乎依然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承担多币种汇兑的工作。由于CBDC的属性是银行账户外的“钞”，而非银行账户内的“汇”，而“钞-汇”转换环节也涉及交易成本的问题，所以也可能影响整个跨境支付流程的总成本。

不过，由于目前各方尚未披露更为详细的技术设计，我们还不能得知具体的外汇交易机制如何，以及成本影响如何。再考虑到m-bridge的研发成本、维护成本尚未经过详细测算，各国是否接入m-bridge的软成本也很难估算，所以如果外汇交易环节的成本不能显著优于传统商业银行的话，CBDC在跨境支付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可能会被明显削弱。

3. 央行数字货币与本币国际化

如前所述，在传统的代理行模式中，由于一些欧美大银行在全球拥有广泛的账户行网络、以及美元清算系统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享有的特殊优势。但是，美元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以及美国频繁使用CHIPS和SWIFT进行金融制裁，提高了美元体系的风险溢价。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带头冻结俄罗斯货币储备并没收俄罗斯寡头资产，使得美元信用不断遭受质疑。

因此，有观点认为，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高效，以及其绕开SWIFT的特点，有望挑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那么，CBDC到底是否有助于本币国际化呢？

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基于CBDC的支付系统互联，对促进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边际作用非常有限。

CBDC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跨境支付：第一，直接向非本国居民或机构提供兑换CBDC的服务；第二，通过诸如m-bridge等基于CBDC的支付系统连接。

前者主要是零售型CBDC，但是在非本国居民获取CBDC的兑换环节，如果是线上货币兑换或汇款，依然需要依赖传统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只是从个人角度来讲，由于大部分CBDC（比如e-CNY）支持账户松耦合的设计，个人不需要再开立境内银行账户，即可以持有数字形式的现金，换汇操作更为简便。

后者主要是批发型CBDC，但仔细思考后会发现，单纯基于CBDC的支付系统互联，确实提高了跨境支付效率，但并没有直接提高本币的国际结算占比。

比如m-bridge项目，泰国商业银行以本币兑换的CBDC，实际上只是m-bridge网络中存托凭证（DR）的抵押物，中国商业银行的CBDC，实际上只是DR的权益证明。交易双方依然需要通过商业银行完成交易，支付和收到的也都是本国货币。在服务体验上，有点像多币种信用卡的跨境交易。比如，境内持卡人在境外支付，持卡人支付的是本国货币，收款人收到的也是本国货币。这意味着，m-bridge更多的是优化服务，而并没有直接改变本币的结算地位。

m-bridge项目的优势在于，点对点交易，支付即结算，不需要再使用SWIFT，因此，缩减了跨境支付链条，进而缩减了时间和成本。但是m-bridge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维护，也需要成本，只有当参与用户足够多，规模效应使得其边际成本低于传统跨境支付时，其成本优势才能显现。不可否认，如果能提供更好的跨境支付服务，或许有助于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进而增加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的可能性，但这一细微的优势并非国际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且会被其他国家的CBDC抵消。

换句话说，技术可能使事情变得方便，但不会改变本质。

一国货币能否在国际结算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要看货币的使用便利性，还要综合看其在国际范围内能否发挥计价、结算、融资、投资、储备等职能，进而是否能吸引足够多的使用者，突破原有体系网络外部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CBDC对促进本币国际化的边际作用非常有限，本国CBDC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只能是传统货币的映射。

实际上，在跨境支付体验上，CBDC与“双边货币互换+两国跨境支付系统直连”的效果是一样的。

例如，中国的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CIPS虽然不是报文系统，但在境内也有独立的报文体系，如果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且与CIPS直连，也可以绕开SWIFT，进行成本较低的跨境支付。问题在于，大部分国际贸易（包括中资机构的国际贸易）并未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而是使用了美元或欧元。如果在使用本币可以降低结算成本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却并未选择使用本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期待，交易双方会选择使用本国的数字货币呢？

因此，特别需要厘清的是，CBDC的价值，在于其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流动性节约机制等底层技术在跨境支付系统中的应用，而不是CBDC对传统支付体系和法定货币的替代。

如果在后续的不断试验中，证明CBDC的底层技术确实安全、稳定、高效，可以优化跨境支付，那么，这些技术完全可以被嵌入进传统商业银行的跨境支付网络，既利用现有网络的规模效应，又能利用技术优势，对跨境支付提质增效。

4. 开发央行数字货币的意义

尽管在我们看来，CBDC在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本币国际化的影响也绝不是颠覆性的，但我们不否认CBDC的底层技术对提高跨境支付效率或许依然有很强的潜在价值值得探索。

除了在跨境支付方面的潜在应用，CBDC或许还有如下作用和意义。

第一，适应数字经济时代，满足创新需求。

各国开发CBDC实际上是一种跟随策略，初始目的是为了避免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对法定主权货币的侵蚀。但比特币等私人加密货币后来蜕变为一种数字资产，几乎不承担流通和储值功能。所以，CBDC应对加密货币对主权货币侵蚀的作用基本失效。但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的发展十分迅速，支付系统必须适应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的迭代演进，开发CBDC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新业态和公众对数字货币的需求，又进行技术和经验储备，有助于在创新和监管中求平衡，防止稳定币等私人加密货币的发展超出控制。此外，CBDC不仅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促进围绕新型支付基础设施形成系列创新，也有利于反向鼓励和促进分布式账本技术创新，为私营部门提供金融服务创新的平台，对数字金融和数字经济发展形成积极带动效应。

第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本币地位，促进金融普惠。

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发CBDC的动机不一样。对发达国家来讲，如果CBDC在跨境支付中取得重大进展，那谁先占据CBDC技术架构及通用行业标准的研发与制定先机，谁就更有希望成为未来的国际主流结算货币，所以，无论CBDC是否具备颠覆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先发制人和跟随策略依然是占优策略。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建立起以移动支付为主的零售支付系统，甚至有的落后国家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都不够完善，还有的国家受限于地理条件等，网络可达性较差。大多数CBDC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不需要银行账户就可以开立数字货币钱包）、双离线支付（交易双方均断网）。因此，探索建立兼容CBDC的支付系统，有助于提升本国支付系统的普惠性。

中国虽然较早建立起了相对成熟的支付系统，但e-CNY依然对金融普惠具有边际促进作用，但需要考虑基础设施的触达性问题。同时，对于没有国内银行账户的境外旅游者等人群，也可以通过开立e-CNY钱包，更方便地进行小额支付。实际上，多元化支付手段，本就是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应有特征。

第三，可编程性，或将改变货币政策的作用方式。

传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总量型为主，且存在时滞，资金流向难以监测，存在货币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CBDC智能合约带来的可编程性，将有利于央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前瞻指引和逆周期性调控的优化和改良。比如，理论上，央行和商业银行可以将CBDC按用途分类，在贷款时，货币类别必须与接收贷款的经济主体的类别相对应。央行甚至可以对不同类别产业的货币实行不同的法定准备金率、利率调整机制和流动性供给机制等。因此，央行可以进行更加精准的调控，甚至细化到追踪每一笔资金是否被合理使用。如此一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将产生质量的飞跃和转变。

此外，在用户端，CBDC的可编程性，可以脱离第三方资金托管与结算而执行有条件自动支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隐私保护，并为业务模式创新预留可探索的空间。

5. 央行数字货币面临的挑战

第一，使用意愿和数据安全问题。

在零售端，不同国家支付体系的完备程度、用户支付习惯导致对CBDC的需求不同。对支付系统比较成熟的国家来说，线上线下的支付方式已经非常丰富，CBDC并非生活中的必需品。所以，后续如何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批发端，CBDC能否提升跨境支付效率的关键，在于是否吸引足够多的使用者，突破现有货币体系的网络效应。有人曾建议，对他国接入本国CBDC进行补贴。但这一方案成本巨大，实质上是用本国税收补贴他国，既无法理可依，又高度涉嫌金融市场操纵，风险极大，可行性不高。即使通过短期补贴，吸引了一部分用户，后续也可能面临流失。另外，还需要注意对支付体系安全性、数据外流等影响，对数据治理带来挑战。

第二，技术和监管标准协调问题。

尽管CBDC的跨境合作项目都预留了多套接入方案，但不同方案都存在技术标准对接或者监管标准协调的问题，二者难以同时避免。最优的跨境技术方案当然是基于共同的规则、标准和程序，但各国会面临较高的合作成本。除此之外，各国境内的传统支付体系也可能存在多套技术标准，互不衔接，国内各机构统一接入CBDC可能需要分别量身定制适配方案，由此，场景拓展有助于推动零售CBDC的使用，但嵌入现有支付系统也可能会产生较高的额外成本。所以，央行或货币当局还需要推进国内数据和通信标准统一，促进不同支付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克服潜在的因商业利益和格式互斥等问题形成的可互操作性障碍，整合统一国内的支付体系标准。

第三，运营成本较高，商业模式尚不清晰。

CBDC需要大规模技术、资金、人才投入，要求中央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源、快速的决策和响应能力。双层运行架构要求商业银行进行系统建设和持续维护升级，才能保持支付交易的连续性与业务弹性。但是，至少短期来看，CBDC并没有对商业银行带来收益，那么，基础设施、系统改造和运维的成本，如何在央行、商业银行、用户之间分担？尽管设计定位存在差异，CBDC也暂不计息（实际上也不存在计息的基础），但零售CBDC会不同程度地分流商业银行存款及相关业务，削弱银行信用派生能力。批发CBDC跨境支付可能挤压部分银行业务，而拥有大型网络的银行更易获得优势，可能加剧银行间不平等，增加金融体系整体风险。

第四，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其一，CBDC的理想状态可以提升央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也潜在的加大了央行干预的空间。其二，跨境CBDC有可能加剧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其三，CBDC调控的敏感性，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精准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其四，市场也可以预期到CBDC带来的影响以及央行可能采用的货币政策，进而采取“前瞻性”应对措施，进行数字形式的监管规避与套利。因此，CBDC对货币政策传导和效果的影响、对金融稳定性的冲击具有不确定性。央行可能需要重塑资本流动管理机制，审慎评估经济发展状况和环境，对国家发展战略思路有充分了解，并且，一定要遵从市场规律，从而在市场调节与行政干预之间求取良好的平衡。

第五，机制设计本身就限制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一方面，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CBDC往往被设计为不计息，也没有对应的CBDC计价资产可供购买；另一方面，央行通常对单一主体在一定时期内的持有额和交易量有所限制，这就使得CBDC的供给有限。这两种机制设计共同限制了CBDC发挥储备货币的职能。实际上，从央行的角度来讲，CBDC的自有获取与跨境资本流动不可兼得，因此，对于尚未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国家，央行显然没有动力给予CBDC在金融交易中特殊的汇兑安排，因为这将加剧金融中介脱媒风险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那么，从金融市场清结算安排、交易对手的接受程度等方面看，CBDC则均不优于传统货币。

6. 总结

至少短期来看，传统支付体系完全可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CBDC并非“刚需”，只是对现有支付体系的创造性补充而非替代。

就目前来看，CBDC在应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对主权法币的侵蚀作用有限，原因是加密货币已然是一种数字资产，而基本没有成为流通货币和记账单位。CBDC对加密货币提供的洗钱、赌博、恐怖主义融资等违规用途，也没有打击作用。

有观点认为，CBDC可以提高跨境支付效率，进而推动本币国际化进程。在我们看来，CBDC及其依托的底层技术在推动改善跨境支付方面具有重要潜力。但是，CBDC在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对促进本币国际化的作用则极为有限，原因在于，本币国际化需要本币在国际范围中发挥计价、融资、投资、储备等职能，从这个角度讲，CBDC只是本币国际地位的映射。货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技术本身在这一进程中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制度供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讲，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在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贸易体量、对外开放程度，你的货币能否自由兑换？币值是否稳定？有无足够的人民币计价资产为别国储备人民币提供保值增值工具？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能否匹敌甚至超过美联储？实质上是，人民币能否为全球提供超越美元和欧元的公共服务？

对数字人民币来说，其设计的初始目标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国内的零售需求，作为现有支付系统的补充。当然，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CBDC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先探索e-CNY的跨境使用未尝不可。但是否以及如何扩大e-CNY的跨境使用，必须优先考虑e-CNY是否会碎片化本币国际支付，以及对本国金融系统的潜在威胁。在取得决定性进展之前，没有必要赋予e-CNY过多的政治属性。

（注：贾铭，青年经济学者。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宏观经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