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一代数字人民币体系于2026年1月1日启动，核心突破为钱包余额可计付利息，标志着数字人民币由“现金型1.0版”迈入“存款货币型2.0版”。这一变革重构了法定数字货币的底层逻辑、货币层次与宏观政策框架。计息机制是突破发展瓶颈、从支付工具演变为成熟货币形态的必然选择，其影响将贯穿货币政策、金融体系、实体经济与国际竞争。基于此，本文从利率机制设计、货币政策联动及国际战略布局三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为数字人民币2.0时代的稳健发展与国际化提供参考。

作者：杨洁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金融科技学院；周光友（通信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摘自：《新金融》（2026年第6期）

引言

中国高度重视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早在2014年就开始了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数字人民币自2020年开始试点，至2026年4月已形成覆盖17个省市的26个试点地区，并由22家运营机构共同参与的双层运营体系。截至2025年12月末，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19.5万亿元，处理交易笔数35.7亿笔，数字人民币应用程序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3亿个，已开立数字人民币单位钱包1908万个。

自试点启动以来，数字人民币（e-CNY）的定位一直是流通中现金（M0）的数字替代，其不计息、不收费的设计初衷是确保其作为支付工具的纯粹性与中立性。然而，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与应用场景的深化，M0定位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对公众与企业而言，现金（包含传统现金和数字人民币1.0）是法定支付工具与名义计价单位载体，具备完全流动性；但由于不计付利息，数字人民币难以在银行存款、“余额宝”类货币市场基金等生息资产广泛可得的金融环境中形成用户主动持有意愿，失去货币的时间价值。这直接导致数字人民币钱包的活跃余额与累计巨大交易量形成反差，大量资金仅在支付瞬间流经钱包，难以形成稳定沉淀。

另一方面，对运营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而言，数字人民币1.0定位于M0，不计付利息，不参与信用派生。其发行与流通遵循等额兑换、央行负债、运营机构代理投放的机制，商业银行仅承担用户服务与流动性管理职能，无法基于数字人民币形成信贷扩张。运营机构承担了钱包管理、系统维护、合规反洗钱等全套成本与责任，却无法通过传统的存贷利差获取商业回报，形成了显著的“责、权、利”不对等，严重挫伤了其推广与创新的内在动力。

2025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新一代数字人民币体系于2026年1月1日启动实施，其核心突破在于钱包余额可计付利息，标志着数字人民币由“现金型1.0版”迈入“存款货币型2.0版”。此番推动的计息化升级，本质上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货币层次上从M0向M1［狭义货币，即流通中货币（M0）+单位活期存款+个人活期存款+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的战略性跨越。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管理服务体系和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客户在商业银行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将被明确定性为“以账户为基础的商业银行负债”，银行可对其自主开展资产负债经营管理，并依法纳入存款保险保障范围。这一制度设计，不仅破解了用户持有激励与银行运营激励的双重困境，更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嵌入了现代金融的信用创造与利率传导体系，其意义远超支付效率的提升，是一场深刻的货币金融范式革命。

数字人民币1.0“数字现金”时代的特征与局限

（一）数字人民币的初始定位与核心设计

数字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具有与实物人民币同等的法律地位和价值。在1.0架构中，用户持有的数字人民币被视为对中央银行的直接债权，即“央行负债”。这意味着其信用基础是国家主权信用，具备最高的安全性。作为实物货币（纸币和硬币）的数字形态，数字人民币1.0的初始定位是替代流通中现金，即“数币”部分替代“纸币”，因此数字人民币同人民币纸币一样不计付利息。这一设计的初衷是避免对现有银行存款体系造成过度冲击，防止大规模“存款搬家”引发金融脱媒风险，从而维持其作为支付工具而非价值储藏或投资工具的纯粹性。

数字人民币采用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体系，中央银行负责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注销和跨机构互联互通，而指定的商业银行及其他运营机构则面向公众提供兑换和流通服务。这一设计旨在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现有的基础设施、技术能力和客户服务网络，避免央行直接面对海量用户的运营压力，同时促进市场化竞争与创新。

数字人民币在设计上寻求“可控匿名”的平衡，即对小额支付保持匿名性以保护用户隐私，同时通过技术手段确保大额交易可追溯，以满足反洗钱（AML）、反恐怖融资（CFT）和反逃税的监管要求。其技术架构融合了加密算法、安全芯片、分布式账本等多种技术，以保障交易的安全性、防伪性和防双花性。

数字人民币具备离线支付能力，支持在无网络环境下通过“碰一碰”等近场通信技术完成交易，这对于弥合数字鸿沟、应对紧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其内嵌的智能合约功能也为其在特定场景下的可编程支付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二）试点成就与显现的局限性

自2019年底启动试点以来，数字人民币已在全国17个省（市）的26个地区展开了广泛测试，覆盖了零售消费、公共交通、政务服务等多元化场景，累计交易金额和钱包数量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验证了其技术可行性和系统稳定性。然而，随着试点的深入，M0定位和不计息特性带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

首先是用户持有与使用动力不足。在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中国市场，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工具不仅提供了便捷的支付体验，其关联的货币基金（如余额宝）还能为用户的闲置资金提供利息收益。相比之下，存放在数字人民币钱包中的资金不产生收益，这极大地削弱了用户长期、大量持有数字人民币的意愿。多数用户倾向于“即用即兑”，将其视为一个支付通道而非资金沉淀的载体，导致用户黏性和活跃度受限。

其次是商业银行推广激励有限。在1.0的“央行负债”模式下，商业银行虽是运营主体，但用户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并不计入其存款。银行无法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放贷等资产负债经营，因此也无法从中获取传统存贷利差收益。这导致商业银行在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系统建设和场景拓展的同时，缺乏直接的商业回报，其推广数字人民币的内生动力受到一定制约。

最后是货币政策工具效能受限。虽然理论上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但一个不计息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数字人民币1.0不计付利息，央行无法通过调整其持有收益率来引导市场利率、调控流动性总量，也难以将其纳入利率走廊或作为政策利率的传导载体。与计息准备金或央行票据不同，不计息的CBDC既无法形成市场利率的定价锚，也无法在通缩情境下通过负利率机制激励支出。因此，其在精准调控、结构性货币政策及非常规政策工具运用等维度的制度潜力基本处于搁置状态，难以有效承接央行通过数字货币实施主动调控的政策预期。

数字人民币1.0作为“数字现金”，成功地完成了其作为支付工具的技术验证和初步市场培育。但其固有的M0属性和不计息设计，使其在用户吸引力、商业可持续性和宏观金融管理功能上遇到了瓶颈。正是为了突破这些瓶颈，实现从支付工具到广义货币的跃升，数字人民币的计息化转型——即“2.0时代”的到来，显得既合乎逻辑，又势在必行。

数字人民币1.0与2.0的核心特征对比如表1所示

计息化重塑法定数字货币的货币属性与金融功能

传统货币理论中，货币的三大基本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尺度、价值贮藏）必须得到完整实现，才能成为经济主体普遍选择的一种货币形态。数字人民币的计息化，正是对其价值贮藏职能的正式确认与机制化保障。

数字人民币的计息化转型，绝非简单的技术性功能叠加，而是对其底层货币属性的根本性重构与金融功能的系统性升级。这一变革驱使数字人民币彻底超越其初期作为“数字现金”（digitalcash）的狭义定位，演进为一种兼具高流动性、生息资产属性和可编程性的综合性货币形态，从根本上赋予了数字人民币作为资产的时间价值，使其从“数字现金”进化为“数字资产”，完成了货币职能的闭环，从而在现代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资源配置与政策传导中扮演核心角色。

（一）价值贮藏职能的“资产化”与“竞争化”实现

计息使数字人民币钱包余额从纯粹的支付备用金，转变为具有明确时间价值的金融资产，实现从“闲置余额”到“生息资产”的内在属性跃升。这遵循了现代金融中“货币的时间价值”这一基本原理，使得持有数字人民币不再产生机会成本，从而解决了用户持有的根本性激励问题。尤其在中国居民资产配置日益多元化、市场利率敏感度提升的背景下，提供一种由国家信用背书、兼具安全性与收益性的流动性资产，极大地增强了其作为大众财富管理工具的基础吸引力。它使得数字人民币钱包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支付工具，而兼具了基础的储蓄和财富管理功能。用户将有动力将资金留存在钱包中，而非“用完即走”，这将显著提升用户黏性、钱包活跃度和数字人民币的社会接受度。

在全球数字货币竞争中，以美国为主导的私营稳定币（如USDC、USDT）的核心吸引力之一，是持有者可以通过套利获得收益。数字人民币的计息化，构筑了与私营稳定币及传统存款的差异化竞争力，正是对这一竞争态势的直接回应。与稳定币的私人信用和潜在挤兑风险不同，数字人民币的利息由国家主权信用担保，具备无风险资产的终极特征。同时，相较银行存款，数字人民币在支付结算的终极效率（支付即结算）、可编程应用的无限潜力以及潜在的差异化利率设计（如针对绿色消费的定向贴息）上，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使其不再仅仅是现金的替代品，而是成为连接支付、储蓄与投资的新型基础设施，在数字资产谱系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

（二）价值尺度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智能化”与“精准化”革新

计息化与数字人民币固有的可编程性相结合，彻底改变了其作为价值尺度的静态角色，使其动态化、智能化，进而重塑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传统货币政策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整个银行体系的资金成本，是一种“大水漫灌”式的总量工具。计息数字人民币为中央银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微观精准调控能力，实现了从“统一利率”到“可编程利率”的政策工具革命。通过智能合约，央行可以设计并部署针对特定经济目标（如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的“结构性利率”。例如，对流向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贷款的资金给予更高的存款利息补偿，或对特定商品（如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支付实施瞬时利率折扣。这种“货币政策的定向滴灌”能力，极大地提升了政策效率与直达性，是传统货币工具无法实现的。

此外，在传统金融体系中，政策利率向存贷款利率的传导常因市场分割、银行定价能力等因素而出现阻滞。数字人民币为央行提供了一个直达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官方利率通道。央行可以通过调整数字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更直接、更快速地影响全社会的资金成本感知和边际消费投资倾向。更重要的是，通过设计数字人民币与银行存款之间的利率联动机制（如要求银行类机构钱包利率锚定政策利率），可以强化政策信号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传导效率与一致性，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三）交易媒介职能的“生态化”与“自动化”扩展

计息化并未削弱数字人民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核心功能，反而通过金融激励和智能合约，使其嵌入更复杂、更自动化的商业生态成为可能。

不计息的数字人民币仅是交易的终点，而计息化使其成为激励和调节经济行为的起点，实现从“支付工具”到“生态激励核心”的角色转变。企业可以设计基于数字人民币利息的用户忠诚度计划（如将消费返还的金额以生息形式存入用户钱包），政府可以将财政补贴与智能计息结合（如确保补贴资金在特定时限内用于目标用途方可获得全额利息）。这使得货币流通本身承载了价值增长与行为约束的双重功能，极大地丰富了商业模式的创新空间。

计息机制与智能合约的结合，实现了交易流程与金融合同的深度融合，激活“支付即金融”的智能合约场景。在复杂的B2B供应链场景中，可以预设这样的智能合约：买方支付的数字人民币货款自动锁定在共管钱包中，该笔资金按约定利率生息；一旦物联网传感器确认卖方按时交货，货物所有权与货款及孳息同时自动转移。这实现了“条件支付+自动履约+资金收益”三位一体，将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管理成本降至最低，从根本上提升了供应链的协同效率与金融安全性。

数字人民币计息化转型的多维影响

数字人民币的计息化转型，其影响是系统性的，将在多个维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影响：精准性与穿透力跃升

计息数字人民币为央行创设了一个兼具广度与深度的政策实施界面。广度上，数字人民币钱包直接连通数亿个人与企业用户，央行通过利率信号调控，其传导时滞可能显著短于通过银行间市场再到实体经济的传统路径。深度上，基于其可编程性，政策激励（如对绿色消费的贴息）或约束（如对特定领域融资的限制）可直接编码入货币本身，实现“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微观精准滴灌。同时，全局统一账本技术为央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时的全量货币流通数据，极大增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穿透力和风险预警能力。

更重要的是，计息设计将数字人民币从央行直接的、无息的负债，转变为商业银行体系的、有息的负债。这一转变具有双重金融学含义：其一，它激活了商业银行在数字人民币生态中的核心金融中介功能。银行可以对钱包余额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将其作为资金来源用于信贷投放，从而恢复并畅通基于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派生渠道。这与原100%准备金制度下货币中性、无乘数效应的状态截然不同，数字人民币自此成为可参与信用扩张的真实货币力量。其二，它为中央银行提供了全新的、直达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箱。通过调整数字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或针对特定行业、领域设计差异化的智能合约利率，央行可以更精准、更有效地调节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与资金成本，甚至探索在传统政策空间受限时（如零利率下限）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基于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在央行数字货币上加载关于利率的智能合约，将有机会使其成为广义货币（M2），进而使央行能够通过调节该数字货币利率来达成宏观调控目标。

（二）对商业银行体系的影响：从成本中心到价值创造引擎转变

计息化与部分准备金制度的结合，彻底重塑了商业银行参与数字人民币业务的商业逻辑。银行不再仅是支付通道，而是回归其信用创造与金融服务的本源。它们可以基于数字人民币钱包开发存款、理财、信贷乃至保险等综合金融产品，利用交易数据构建更精准的用户画像和风控模型，从而开展针对小微企业及个人的供应链金融和消费信贷等衍生服务。数字人民币由此从银行的“负担”转变为获客、活客、深耕场景生态的战略入口，驱动其从“通道”向“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转型。此外，数字人民币作为银行存款的互补品，在利率上行周期中，有望吸引更多企业资金沉淀，为银行提供稳定的低成本负债。由此产生的利差收入，不仅能覆盖运营投入，还将形成正向激励。

（三）对公众与企业部门的影响：普惠金融与财务管理深化

对公众而言，数字人民币计息解决了持有资产的收益问题，尤其是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其由国家信用背书的安全性与便利性，可能使其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对企业而言，益处更为显著。在产业端，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即结算”和智能合约特性，能够极大优化产业链的资金流转。例如，在B2B场景中，可实现订单、支付、发货的自动联动与实时清算，压缩履约周期，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生产效能与协同水平。

（四）对人民币国际化与数字金融主权的影响：构筑新时代货币竞争力

在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计息的、可编程的数字人民币2.0竞争力不容小觑。数字人民币交易天然是跨国境的，能有效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范围。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等跨境支付网络中，功能完备的数字人民币能更顺畅地扮演计价、结算与储备资产的角色。自2024年6月试运营至2025年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累计处理跨境支付业务4868笔，累计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约4778亿元，其中数字人民币在各币种交易额中占比约96%，初步显示了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吸引力。计息机制将进一步增强其作为国际流动资产的价值贮藏功能，为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提供更充分的理由，是人民币在数字化时代捍卫并拓展其货币主权空间的关键制度设计。

数字人民币计息化的潜在风险

（一）计息数字人民币可能引发结构性脱媒风险

计息的数字人民币因享有央行间接信用背书和存款保险，可能对商业银行的传统存款形成竞争，尤其是在市场波动时期，可能加速存款转移，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信贷投放能力。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利率需“遵守存款利率定价自律约定”，防止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方案将银行类机构的数字人民币纳入准备金管理，而非银行支付机构则需实施100%保证金，这既给予了银行经营灵活性，又设置了风险缓冲。

（二）计息设计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双重效应

作为现金替代品，不计息设计本身鼓励流通而非贮藏。理论上看，生息特性可能激励用户将其作为储蓄工具而非交易媒介持有，从而降低货币流通速度，这与提升支付效率的初衷存在张力。然而，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为解决此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机制设计，如对小额高频支付钱包给予更高利率激励，或对长期大额静止余额实施阶梯递减利率甚至零利率，可以引导货币流向活跃交易领域而非沉淀，在保障价值贮藏功能的同时，不损害其作为高效支付工具的初心。

（三）计息时代数字人民币系统的技术安全挑战

计息意味着数字人民币系统必须提供与核心银行系统同等级别的、7×24小时不间断的高可用服务。任何计划内停机维护或意外的服务中断，都将直接影响海量资产的计息准确性与交易可行性，可能引发市场恐慌和流动性风险。这要求其分布式账本或中心化系统架构必须具备极强的弹性、快速故障切换与无感升级能力。此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复杂性呈指数级增加。“全局一本账”在提供监管穿透力的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价值无可估量的数据“蜜罐”。它不仅包含所有交易流水，更因计息而关联了全社会的资产与信用画像。如何在此海量数据流转中，确保个人隐私（通过可控匿名设计）、商业机密免受窥探，并防御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是技术上与伦理上的双重挑战。这需要持续投入研发，并建立与之匹配的、极端严峻场景下的应急处置与恢复机制。

结论与建议

数字人民币1.0版定位于M0，不计付利息、不参与信用派生，虽实现了实物现金的数字化替代，却在生息资产广泛可得的金融环境中陷入双重激励困境：公众端缺乏持有意愿，钱包余额与交易量严重错配；商业银行端“责、权、利”不对等，推广动力不足。这一制度张力表明，仅作为支付工具的“现金型1.0”已难以承载数字人民币的长期发展目标。数字人民币的计息化升级，是中国在法定数字货币领域从跟随试点走向成熟体系建构的分水岭。通过赋予数字人民币钱包余额生息功能，使其从纯支付工具演变为兼具交易媒介与价值贮藏功能的成熟货币形态。这一变革并非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对法定数字货币底层逻辑的系统重构：在微观层面，计息机制有效激活公众持有动机与商业银行参与激励；在宏观层面，数字人民币被纳入广义货币层次，为央行通过利率调节流动性、实施精准调控提供了新的政策工具；在国际层面，具备完整货币职能的数字人民币，亦为跨境支付与数字资产竞争奠定了制度基础。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认为数字人民币2.0的计息化升级应从三方面系统推进。第一，在利率机制设计上，构建分层差异化体系——对一定额度以下钱包余额给予竞争性基准利率以保障普惠属性，对超额部分实行较低利率抑制套利，并将利率与用途挂钩：高频小额支付场景给予激励，长期沉淀余额实施阶梯递减利率，以平衡价值贮藏与支付效率。第二，在货币政策联动上，将数字人民币利率纳入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使其成为直达居民和企业的政策传导渠道，同时探索“智能合约+定向贴息”模式，对流向绿色产业、小微企业的资金自动触发利率优惠，实现从总量调控向精准滴灌的跃升。第三，在国际战略布局上，以计息数字人民币2.0为核心构筑主权数字货币法定路径，推动其与香港合规稳定币框架的制度衔接，建立“监管沙盒+跨区域互联”机制，允许双向兑换，将香港打造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离岸枢纽。通过上述三位一体的制度建构，数字人民币有望成为功能完备、机制健全的强大数字货币，支撑起强大的数字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