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厘清数字人民币逻辑架构的基础上，文章系统剖析现阶段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并深入探究数字人民币赋能货币政策调控的作用路径以及引发的潜在风险。当前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整体不高，政策调控空间面临低利率困境的约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仍不健全，且频繁遭遇国际货币政策外溢扰动的冲击，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严重制约着货币政策调控绩效。数字人民币主要从五个维度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绩效：一是藉由前瞻机制设计，有效实现缩短政策时滞、精准靶向微观主体以及优化利率传导等政策畅通效果；二是凭借替代传统实体货币、提高存款转化等路径，提升货币创造能力；三是运用数字人民币计负利息、收取管理费等手段，深度释放货币政策调控空间；四是通过创设法定数字货币利率工具，形成直达实体经济的终端基准利率并重塑利率走廊；五是依托数字人民币以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削弱美元霸权地位，提升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数字人民币应用存在一定风险，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较易造成价格泡沫并使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式微；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法规的欠缺与滞后为非法数字金融交易提供了套利空间。鉴此，未来须从借助数字人民币应用而实现精准靶向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依托数字人民币应用而优化价格型货币政策环境、完善数字人民币法律制度建设和监管安排、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基础研究等层面，积极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从而更好赋能货币政策调控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人民币；低利率约束；货币政策；人民币国际化；数字金融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2。数字人民币是数字金融的重要内容。2025年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91%的受访央行正在研发央行数字货币，且由于零售型数字货币的特殊属性，其研发工作较批发型数字货币更为先进3。近年来，数字货币发展竞争日益加剧，2025年6月，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意图凭借率先推出稳定币监管规则与推动稳定币市场快速扩张，从而遏制来自数字人民币、欧元稳定币等新兴数字货币的竞争。我国数字人民币的探索始于2014年，历经数年研究，于2020年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景开展试点测试，广泛渗透至日常消费、医疗健康、教育服务、交通运输、政务办理等多元化应用场景中。目前，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已覆盖全国17个省市的26个地区，其使用场景日益丰富多元，涵盖了资金筹集、信用卡还款、园区管理、助农惠农等新兴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和社会价值。截至2025年11月，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达34.8亿笔，交易金额攀升至16.7万亿元4。与此同时，我国香港地区亦加快推进数字货币发展步伐，香港《稳定币条例》已于2025年8月1日正式生效，并于2026年4月10日批出首批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标志着香港稳定币进入实施阶段。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时，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效率与精准度有所减弱，尤其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随着电子支付和加密货币的兴起，货币形态与流通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数字时代的货币需求变化，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前瞻性，成为当前货币政策调控亟待解决的问题。纵观现有文献，针对数字人民币这类新型法定货币的深入研究仍较为缺乏，学术界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整体较少，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央行数字货币的特征和优势5 6；二是探究央行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特别是商业银行）的溢出影响7 8 9；三是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运行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10 11。从整体来看，现有文献围绕央行数字货币这一前沿领域展开了有益探索，但总体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从现实来看，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推行的初衷在于提升货币政策的精准性、灵活性和有效性。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滚滚而来，法定数字货币的全面使用时代正加速到来。但是，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何种影响，究竟如何赋能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存在何种潜在挑战，现有研究文献甚少。

鉴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重点聚焦数字人民币对货币政策调控的赋能效应开展深化研究，旨在深入探究数字人民币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具体表现及其机制，探讨其如何通过前瞻条件设计而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与效率、改变现金需求而提升货币供给创造能力、打破零利率下限而拓展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完善利率走廊而加快货币政策“量价转型”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独立自主性，以期在数字经济时代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转型升级以及有效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与此同时，本文尝试讨论数字人民币对货币政策调控绩效带来的潜在风险，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数字人民币的运行逻辑

相较于传统法定纸币以及其他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的运行主要遵循“中心化管理+双层运营架构+三层流通生态”的运行逻辑。所谓数字人民币中心化管理，主要是指央行在数字人民币运营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负责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注销、跨机构互联互通和钱包生态管理。近年来，比特币和Libra（后更名为Diem）等加密数字货币蓬勃发展，而人工智能、去中心化金融、去中心化物理基础设施网络等领域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不断涌现，这势必不断扩大去中心化的加密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容易导致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受侵蚀。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并采取中心化管理，这有利于抵御加密资产和全球稳定币的侵蚀，维护法定货币地位和货币发行权。同时，数字人民币中心化管理能够实现支付即结算，资金周转效率大幅提高，有利于加速货币资金流通。此外，数字人民币中心化管理能使央行集中掌握海量账户的可控匿名资金交易信息，这为央行开展货币政策定向精准调控、金融风险防控以及防范打击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

在中心化管理的基础上，数字人民币体系采用“央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架构。采取双层而非单层运营模式契合现阶段中国发展实际，央行可依托商业银行，有效推动金融市场及微观主体更快接受和应用数字人民币，也能充分利用指定运营机构的资源、人才、技术等优势，实现市场驱动、促进创新与竞争选优。在这一架构下，央行承担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注销、跨机构互联互通和钱包生态管理，并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货币供应的稳定与安全；商业银行作为指定运营商，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人民币兑换服务，负责将数字人民币推向市场，属于央行与市场的桥梁。具体而言，央行在承担数字人民币发行及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的同时，选择在资本、技术等方面实力较为雄厚的商业银行作为指定运营机构12，这些指定运营机构根据客户信息识别强度，为其开立不同类别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并进行数字人民币兑出兑回服务；其他商业银行及机构13与指定运营机构合作，承担数字人民币的流通服务并负责零售环节管理，促进数字人民币的安全高效运行。实行数字人民币双层运营可使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仍然有效，并给商业银行的存贷经营与风险管理带来发展机遇与竞争激励。

以双层运营架构为支撑，数字人民币的完整流通生态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14。第一层为核心层，由央行与商业银行共同构成，两者紧密合作，保障数字人民币从源头的安全发行到市场的有效渗透。央行发行数字人民币后，由商业银行通过等额的存款准备金兑换机制获取数字人民币，并将其投放市场；在回笼阶段，商业银行将市场上流通的数字人民币收回，并相应增加等额的存款准备金，从而确保央行货币发行总量的稳定。第二层为拓展层，聚焦于商业银行与广大企业、个人用户之间的连接。此层充分利用商业银行在技术和服务方面的优势，依托现有的电子支付等成熟金融基础设施，实现数字人民币账户与银行账户之间的高效、安全互联互通，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数字货币使用体验。第三层为流通层，涉及企业、个人间数字人民币的自由流通。此层体现了数字人民币作为M0（流通中的现金）替代品的本质，它允许用户通过与银行账户松耦合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即便在无网络环境下也能实现跨行、跨机构的即时交易，极大地提升支付效率与灵活性。数字人民币的三层流通生态体系促使货币流通更加便捷与顺畅，更为高效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资金需求。

综合而言，数字人民币应用促使央行更加有效地对法定货币实行中心化管理、更加精准监测与把握货币资金流向，进而增强对货币资金的管理效能。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的双层运营架构与三层流通生态体系能更好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提升货币资金流通效率且增强金融普惠服务能力，但难免导致货币流通更加复杂多变，造成货币流动性更加不稳定。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面临诸多挑战，货币政策在“三低”（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困境下难以发挥应有效力。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数字人民币运行逻辑下货币政策调控绩效提升路径，有利于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地应对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

三、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影响消费和投资，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以及金融稳定等宏观经济目标。然而，传统货币政策常常面临政策效果不佳、货币流向难以把控、传导效率较低等问题15 16。与此同时，随着利率的不断走低，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日渐受限，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显著下降17。此外，当前国际货币政策分化日益加剧，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频繁转换，这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整造成潜在掣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央行对实体经济低位运行的反应时机与力度。

（一）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不足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时滞和货币资金流向跑偏是制约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两大因素。所谓货币政策时滞，是指货币政策效果显现所存在的“时间差”，主要包括政策制定与实施之间的内部时滞以及政策实施到政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外部时滞。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演变以及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变化，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需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市场预期、政策反馈等多重复杂因素，由此导致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被显著拉长。与此同时，外部时滞受制于经济主体反应速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以及政策传导渠道畅通水平，导致政策影响往往滞后于政策初衷，而货币资金流向成为衡量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落地的关键。央行采取诸如定向降准、借贷便利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直达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但在实操中面临诸多障碍。在当前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居民消费谨慎的需求全面萎缩之际，单纯依靠充足资金供给已难以对实体经济产生刺激。此外，经济主体信心不足加重市场主体的观望情绪，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无法有效流向实体经济18。另外，在缺乏有效信用担保机制和风险评估体系的情况下，银企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央行逆周期调控与商业银行顺周期放贷的冲突导致银行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传统行业或大型国有企业，加剧资金配置的扭曲，严重制约货币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二）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下降

自2000年以来，全球长期利率长期下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低利率的演化态势，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接近于零的低利率空间，欧元区、日本、瑞典等经济体甚至突破零利率而步入负利率的超低利率环境。我国亦不例外，根据Wind金融资讯数据库的数据，在央行2015年连续5次降准降息后，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持续维持在1.5%的历史低位，至今未作调整。受经济下行的影响，截至2026年5月，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降至3%的历史低位，存贷利差不断收窄。在低利率环境下，名义利率显然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名义利率下行必然导致其调控空间日渐收窄19。当实体经济持续低迷或遭遇负向冲击时，央行名义利率受利率下限约束的影响，难以对实体经济作出充分反应，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此大幅下降。辜朝明提出的“阴阳”经济周期理论指出，“阴性”时期利率较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幅下降，此时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20。在不同利率区制下，货币政策有效性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甚至失效，在高利率环境下则相对更为有效21。在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大幅失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则完全失效22。就此而言，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调控面临较大掣肘，亟须拓宽货币政策工具，从而应对低利率带来的挑战。

（三）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仍不健全

当前，货币政策正逐步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面对货币政策效果减弱及有效需求不足等现实挑战，主要依靠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尚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经济发展困境。我国现阶段仍然采取的是结合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策略，实现从“以量为主”到“以价为主”的平滑过渡仍面临诸多障碍与不确定性，转型之路漫长且充满挑战。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已初步构建利率走廊机制，其框架上限设为短期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下限为超额准备金利率23。这一机制为市场利率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当前仍存在走廊宽度偏大、利率上限偶尔被突破等问题24。就此而言，利率走廊机制的价格引导功能并不充分有效。从利率调整弹性来看，存款利率受下限约束而调整极为缓慢，贷款利率受存贷利差收窄影响而调整并不充分，利率调整弹性日渐趋低，这显著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发挥。此外，现有政策利率传导至微观主体需要历经多重环节且传导过程亦存在扭曲，尚缺乏能有效直达微观主体的政策利率工具。综上所述，我国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仍面临诸多障碍，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尚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运行的需要。

（四）美欧货币政策频繁转向造成外溢冲击

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大幅下调基准利率，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来稳定经济。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由此压低了全球利率水平。2022年全球经济迈入后疫情时代，受通胀因素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由先前的宽松转向激进紧缩，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仅一年多时间加息11次，累计加息525个基点，引发中美货币政策的高度分化。这导致资金纷纷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流向美国，同时引发汇率的大幅贬值。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25 26。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大多有益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27。美国货币政策频繁转向所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引发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冲击28。与此同时，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通过影响离岸美元市场的资本流动、改变借款者所在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和汇率水平以及影响借款者的资产价格，对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加剧当地金融风险和脆弱性29。随着金融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更多外部冲击，特别是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频繁转向所带来的政策外溢冲击。如何避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遭受外部干扰和冲击，已然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四、数字人民币赋能货币政策调控的作用路径

作为传统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态，数字人民币的广泛应用势必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深远影响。针对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调控困境，数字人民币能否赋能货币政策调控绩效且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考验央行和学术界的智慧。数字人民币可从五个维度有效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一）实行前瞻设计，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数字人民币发行的前瞻设计主要是指在数字人民币正式投放至商业银行体系之前，通过先行确立条件机制，确保数字人民币在后续运作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数字人民币发行至商业银行阶段，数字人民币以数字形态存在，尚未实质性转化为流通中的货币。当商业银行面向企业及个人开展数字货币的交易与流通服务时，前瞻条件设计机制被激活。该机制的核心在于，数字人民币并非自动或无条件生效，而是严格依赖于满足特定条件，即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节点符合既定的标准，且确保资金的流向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换言之，任何偏离这些核心要素的情形都会导致数字人民币在该场景下失去其作为货币的效力和功能。

前瞻条件设计机制无疑将货币政策调控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显著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与精准性。首先，通过科学引入“时间触发条件”，确保基础货币的投放严格遵循预设的时间框架，进而极大地缩短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的时滞，使政策调整能够更为迅速地作用于宏观经济，由此提升货币政策的时效性和灵活性。其次，通过精准设定“主体触发条件”，为信贷投放绘制清晰路径，以此确保资金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有效遏制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的现象，从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效率。另外，通过有效建立“利率触发条件”，强化央行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力，实现基准利率向贷款利率的即时与有效传导，畅通利率传导渠道，从而为货币政策的价格型调控转型提供坚实条件。最后，借由数字人民币前瞻条件设计机制的公开透明程序，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向公众直观传递央行政策意图与未来导向，以此加强央行预期管理以引导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并有效防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的市场波动以及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失效风险（见图1）。

图1数字人民币发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路径

（二）缩减货币现金需求，提升货币创造能力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能大幅提升零售支付的便捷性，有效降低现金与存款账户间的转换成本，这无疑显著缩减公众对实体货币现金的需求，降低现金漏损率，由此提升货币供给的创造能力。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对货币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可根据传统货币乘数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图片为货币乘数，图片为货币供应量，图片为基础货币，图片为流通中的现金，图片为公众存款。此外，图片为通货—存款比，即现金漏损率；图片为存款准备金比率。对（1）式中的图片求导可得：图片。由于存款准备金比率图片，便有图片。此亦表明，随着现金漏损率（图片）的上升，货币乘数（图片）会下降；反之，随着现金漏损率（图片）的下降，货币乘数（图片）会上升。

数字人民币作为现代支付体系的创新成果，其具有便捷性、安全性及低成本特性，必将逐步成为公众支付交易的首选。一方面，这一趋势直接导致流通中纸币现金的相对减少，而数字人民币现金持有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人民币与存款的无障碍转换，客观上使数字人民币时代的存款水平较传统人民币时代出现明显增加，整体货币现金流通规模大幅下降，即数字人民币对纸币现金的替代以及银行存款对数字现金的转化吸收导致现金漏损率的大幅下降，推动货币乘数的显著提升30。货币乘数提升不仅增强货币供给的创造能力，也为央行实施更加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提供有力支持。央行通过调整数字人民币的发行量、流通速度及其与商业银行的交互机制，可以更加精准地控制货币供应量，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见图2）。

图2数字人民币发行提升货币创造乘数的作用路径

（三）打破零利率下限，拓展货币政策空间

伴随资本对劳动要素的逐步替代，资本价格不断下行，由此导致全球自然利率日益走低。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叠加多次经济危机爆发，不断压低利率，低利率演化俨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常态。在低利率环境下，名义利率调整面临零下限约束，货币政策调控空间大幅收窄，导致央行名义利率对经济下行的反应不充分，造成货币政策熨平经济波动能力出现大幅下降31。为了扩大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以欧元区、日本、瑞士等为代表的经济体突破零利率约束，实施负利率政策。但从现实来看，传统现金本质上属于无收益且无风险的安全资产，纸币现金不可计息性意味着负利率政策无法传导至纸币现金。在此背景下，为规避负利率带来的财富损失，公众会将金融资产大量转换为现金，由此阻碍政策负利率向市场负利率的传导，进而削弱甚至抵消负利率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

伴随经济由纸币时代逐步迈入数字货币时代，当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成为唯一交易媒介时，通过对数字货币计负利息或收取数字货币保管费便可绕过传统现金对负利率政策的自然屏障，实现货币政策空间的释放。一方面，央行通过直接对公众持有的数字货币实行负利率货币政策，可有效避免“流动性陷阱”问题，总消费需求得到有效提振，需求收缩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实行一个略高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负利率的存款利率，即可打破存款利率零下限约束，实现负低利率环境下公众存款需求依然为正，并在保证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情形下释放市场贷款利率下行空间（见图3）。综上所述，数字人民币发行有利于推动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畅通传导，缓解经济下行时期逆周期调控困难问题。

图3数字人民币发行缓解货币政策空间约束的作用路径

（四）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货币政策“量价转型”

当前，数字人民币处于推广试点阶段，为了避免商业银行存贷业务以及现有金融秩序受到非合意冲击，央行暂时未对数字人民币计息，但伴随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扩大并成为主要交易媒介，对数字人民币计息的条件便将成熟。由于传统纸币现金不可计息，对数字人民币计息意味着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有望成为一种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而被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和强化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力。一方面，数字人民币由社会公众直接持有，引入数字人民币利率后，央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直达实体经济的效力可得到显著提升，有助于打通从央行到微观主体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通道，缓解过去利率传导扭曲或微观主体对央行政策利率变动不敏感现象，同时大幅缩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时滞。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货币现金基准利率，数字人民币利率有助于发挥对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重塑利率走廊的边界框架。在批发端，数字人民币利率可替代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且作为银行间市场利率的下限，并与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共同构成利率走廊上下限，引导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合理变动。经济运行实践表明，当前利率走廊机制并不充分有效，主要表现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功能缺位，数字人民币利率的引入有助于利率走廊机制更好地发挥货币市场价格引导功能。在零售端，为了避免数字人民币计息对商业银行存款造成竞争替代，通常设定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不低于法定数字货币利率，这意味着数字人民币利率可被视为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有效下限，由此影响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进而调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走向。综上所述，引入数字人民币利率并作为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可有效完善利率传导以及利率走廊机制，这对促进货币政策尽快由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奠定良好基础（见图4）。

图4数字人民币发行推动“量价转型”的作用路径

（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自主性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占比仅为3.1%32，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匹配，消化外部金融冲击以及外部货币政策外溢影响能力偏弱。2023年10月，依托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达成首单国际原油跨境人民币交易，且以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这表明，数字人民币在跨境大宗商品贸易领域成功实现首次应用，同时标志着我国在石油贸易领域去美元化实现重大突破，预示全球能源市场支付体系正逐步迈向多元化时代。一方面，该交易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元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中的主导地位，为国际石油贸易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结算选项，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另一方面，该交易彰显了中国在推动数字货币国际化方面的显著进展，也向世界展示数字人民币作为高效、安全、低成本跨境支付工具的巨大潜力。除此之外，凭借数字人民币领先的研发进度，中国正积极研发和构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mBridge），旨在进一步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高效的国际支付网络。可预见，mBridge系统的推出将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削弱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由此可见，数字人民币发行所带来的数字人民币全球贸易结算扩大以及mBridge系统应用推广可有效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减少美国货币政策频繁转向带来的汇率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动冲击，降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的溢出效应，并增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自主性（见图5）。

图5数字人民币发行提升货币政策独立自主性的作用路径

五、数字人民币给货币政策调控带来的潜在风险

数字人民币可从多个维度赋能货币政策调控绩效提升，但数字人民币应用并非全无风险，辩证看待数字人民币对货币政策调控绩效的影响极为重要。结合数字人民币属性及运行特征，系统审视数字人民币应用对经济金融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数字人民币给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一系列潜在风险和挑战。

（一）容易形成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泡沫

从便捷性与成本效益角度来看，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无疑为货币流通注入新的活力，其即时交易、双离线支付的特性极大地提升了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速度。根据费雪方程式MV=PY，短期内货币供给量（M）和产出（Y）保持不变，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广泛应用，货币流通速度（V）将显著提升，为维持等式平衡，物价水平（P）将呈现相应的上涨趋势。这一动态变化意味着，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推广在短期内可能成为加剧物价水平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的广泛应用不仅加速商品市场流转，同时深刻影响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与配置效率。数字人民币的高效与低成本特性引致更多资金更便捷地涌入金融市场，易诱发金融资产泡沫，而频繁、迅速且复杂的资金流动将导致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进而对金融稳定目标构成潜在威胁。

（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式微

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行能显著提升货币供给创造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央行对货币供给外生控制能力的下降，同时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趋弱33，由此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发行加速货币资金在不同金融资产间的流动，央行能更灵活地根据市场信号调整资金配置方向，这一过程不仅模糊了传统货币与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界限，还显著增强微观主体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这种变化增强了货币需求的内生性，即货币需求更多地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决定，而非单纯依赖于央行的外生供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的直接效果。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行会导致货币供给主体扩大，并降低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客观上造成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和可控性明显下降34。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蓬勃兴起驱动金融业态的深刻变革，银行信贷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逐渐式微，金融去中心化和金融脱媒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广泛普及与深入应用，这一趋势将被进一步放大。针对这一潜在影响，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行除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测度和控制难度，还会加剧货币流动性且流向非存款货币银行类金融机构，引发金融脱媒35 36。

（三）数字金融风险监管体系亟须健全

自数字人民币面世以来，其内置的可追溯性机制使其在反洗钱领域展现出显著优势，极大提高了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和安全性。然而，由于当前数字人民币的法律法规体系及监管机制尚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诈骗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人民币尚不充分的认知，绕开传统金融交易的监管框架，利用数字人民币快速支付的特性，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性强、隐蔽性高的新型诈骗模式，一旦受害者落入陷阱，被骗资金往往会在极短时间内通过跨境支付渠道被迅速转移至海外，且极难被追回。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对数字人民币的监管存在漏洞，相关金融风险防范与违法违规处置相对欠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容易受到损害。

六、数字人民币赋能货币政策调控的对策措施

基于数字人民币对货币政策调控可能带来的潜在挑战，只有积极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有效缓解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才能推动数字人民币更好赋能货币政策调控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转变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思路，实现精准靶向调控

随着金融市场的多元化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日渐力不从心，无论是货币创造，还是资金流向，均愈发难以把控。根据数字人民币的运行逻辑，数字人民币应用可大幅强化央行对法定货币的中心化管理能力，进而提升货币流通效率并掌握货币资金流向。央行应联合监管部门与科技企业共同创造有利条件，借助数字人民币应用，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由以“总量”规模调控为主向以“结构”精准调控为主转变，通过前瞻条件机制设计，实现对货币资金精准靶向调控，从而提升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首先，央行应从技术、法律等层面充分考量，合理界定数字人民币交易隐私权以及资金信息的追踪与运用边界。在此基础上，央行应依托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探索设计特定应用场景及规则，特别是科学引入“时间触发条件”与“主体触发条件”，借此将数字人民币定向直接投放给“三农”、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群体以及绿色经济领域。其次，央行应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追踪性特征，实时监控掌握货币资金流向，根据实时数据反馈信息，及时动态调整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方向，防范货币资金空转或流向非目标领域。最后，鉴于数字人民币应用会加剧货币资金在不同资产领域的频繁且快速流动，导致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央行应通过数字人民币运行机制设计，调节特定商品或服务需求，限制数字人民币在通胀较严重或泡沫程度较高领域的流通，更好维护价格稳定。

（二）优化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环境，提升价格型调控效率

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整体有效性正逐步降低，应多措并举加快推动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畅通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直达实体经济的能力。然而，目前价格型货币政策因调控环境不健全以及调控空间受限等原因而难以发挥应有效力，导致货币政策在面临实体经济疲软时无能为力。在此背景下，应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依托数字人民币的丰富应用和创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探索完善利率走廊机制，更好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为推动实现货币政策“量价转型”奠定良好基础。与此同时，借助数字人民币利率，创设真正直达微观主体的基准利率，探索建立预设条件与利率调整的联动机制，减少利率传导扭曲及响应时滞，提升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此外，在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空间明显受限的情况下，应探索借助数字人民币负利率缓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下限边界约束，进而鼓励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而非储蓄，以此拓展货币政策调控空间，缓解“流动性陷阱”效应。

（三）完善法律法规与制度监管，构建多元协同的监管模式

当前我国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范围不断扩大，数字人民币愈发深入应用实践领域，数字人民币交易速度的提升及匿名性的增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风险。鉴于数字金融时代资金交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政府首先应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推动金融监管数智化转型，结合数字金融发展阶段，适时完善监管法规与监管方法。同时，构建以央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监管模式，明确各级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及监管要求，形成监管合力，共同维护数字人民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其次，采取沙盒监管手段，有效识别数字人民币发行推广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风险，通过加强对数字人民币交易的监控，探索设置风险预警机制，实现对异常交易行为的识别和干预，确保数字人民币交易安全合规。最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探索通过双边数字货币制度安排，逐步提升数字人民币结算规模与比率，且尝试通过多边数字货币规则和标准协同制定，建立非美元霸权的国际支付网络，从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并增强对美国贸易与金融霸权政策风险外溢的抵御能力。

（四）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基础研究，科学把控金融风险与经济外溢效应

目前，央行数字货币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尚处于摸索阶段，缺乏成熟发展经验可供借鉴，央行研究部门和学术界应加强对央行数字货币运行机制与效益的基础研究，确保数字人民币应用高效赋能货币政策调控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应加强底层技术研发与创新，有效化解公众对数字人民币应用可能产生隐私安全顾虑，充分实现隐私保护与安全合规的双重平衡。其次，积极与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开展合作研究，探索联合开发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功能，实现货币政策的自动化执行（如定向补贴、条件性支付、贷款自动发放等），借助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手段助力数字人民币系统优化交易监控以及风险管理效能。其次，探索构建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特征的数理模型，探究数字人民币发行与逐步深层推广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从而合理安排数字人民币应用进程与深层次推进时机。最后，积极开展压力测试与情景模拟，系统把握数字人民币应用可能产生的负面经济效应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避免因为步伐过快或制度创新不合时宜而误伤实体经济和造成系统性风险。

来源：学术论坛杂志

作者：杨源源，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家华，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