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发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相对于《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条例》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保留了许多可畅想空间。但《条例》出台并不意味着支付监管完全“落地”，仍然有多条内容需要细化，关乎支付机构们的命门。

命门一：支付牌照是二选一还是兼而有之

与《意见稿》一样，《条例》维持了支付牌照分为储值账户运营和支付交易处理两种类型的设定。这也就意味着，2010年发布2号令（《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来，维持了近14年的支付牌照分类制度将成为过去式。

互联网支付、银行卡收单、预付卡发行与受理、移动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固定电话支付这些支付牌照分类将成为历史。

但是过去的牌照分类，如何无缝过度到新的牌照分类呢？

笔者认为，互联网支付由于有开立支付账户的权限，将直接替换成储值账户运营；银行卡收单则是支付交易处理。而预付卡发行与受理，据业内传闻这类业务可能移出人民银行的监管体系，转入新成立的金融监管部门。

其他方面，移动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固定电话支付等类型，业务本身就已经成为过去式，或许会直接取消。

在解决了旧的牌照分类问题后，还有新牌照制度的问题。那就是两类牌照类型，是机构一定要二选一，还是二者可以兼得。

如果是二选一，以微信支付宝巨头为例，则注定成为类似发卡行一样的储值账户运营，这需要二者大大缩减线下收单业务，一鲸落尚万物生，何况两只。届时收单市场将拥有大量的空白给收单相关机构，就如同个人码转经营码一样的政策机遇。

但以目前的产业态势来看，可能更偏向于二者兼具，不然当下全牌照的支付机构太多，业务切割规模太大，短期会影响到全民支付服务的质量。

命门二：企业支付保住了多少

在《意见稿》阶段，《条例》最大争议就是支付机构是否可以涉足企业支付。《意见稿》将支付账户的服务受众设定为自然人（含个体工商户），这就直接的告诉支付机构，不能服务企业。

而《条例》，则是将支付账户的服务受众改为“用户”，用户则指收款人或付款人，没有直接强调是自然人。

《条例》还强调，支付机构需要以提供小额、便民支付服务为宗旨，限制了向金融、大额支付领域的延伸可能。

此外，《条例》还补了一句“国家引导、鼓励非银行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通过银行账户为单位用户提供支付服务。”

虽然不是强硬的要求，而是“引导、鼓励”，但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不希望支付账户直接服务于企业，而是通过银行账户来服务企业，毕竟企业支付很多情况下仍然更偏向于大额。

过去是支付归支付机构，金融归银行。但现在的监管态势更多是，小额支付归支付机构，大额支付归银行。

命门三：跨境支付怎么持牌

《条例》中，对跨境支付也有新的要求，添加了一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以下简称境外）的非银行机构拟为境内用户提供跨境支付服务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境内设立非银行支付机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一条引发了很多跨境支付从业者的“恐慌”，因为很多跨境支付服务商在国内并不持牌，而是在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持牌，例如香港MSO、新加坡MPI、美国MSB等。但国外持牌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国内展业，外汇局相关领导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这是“无照驾驶”。

“目前中国监管的重点是针对无法在国内拿到金融牌照的国内企业迂回海外拿到金融牌照、再通过数字平台给国内提供金融服务的“无照驾驶”行为，相关的跨境资金流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在境内投放各种违法广告的行为等。”

说起“另有规定”，其实还真有一种合规路径，可以让境外持牌机构在境内提供服务。2019年7月，外汇局曾发文解释，对于“银行开展跨境电商外汇业务或者支付机构开展外汇业务，可否与境外支付机构或银行合作？”这一问题给了明确答复。

银行开展跨境电商外汇业务或支付机构开展外汇业务，可与符合当地法律要求的境外支付机构或银行合作。但不得协助所合作的境外支付机构或银行在境内违规展业。

反过来说，境外持牌机构也可以跟国内银行或支付机构合作，实现跨境支付合规。

但从业务细则上仍然有较多潜在问题，首先是核心业务的边界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核心业务不得外包，例如与商户签订协议，必须是境内持牌机构；商户收到的到账信息也必须是持牌机构的主题。

此外，此类合作模式出现了诸多二清可能，存在资金链条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清晰，掺杂大量灰黑业务资金，监管难溯源等问题。

而今《条例》再强调跨境支付持牌问题，越加让人感受到更细的跨境支付监管办法将来，可能2021年发布的《跨境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不久之后迎来正式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