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互联网金融密集退场，十年繁华，梦幻一场。

互金退潮，不少银行松了口气：少了它们“捣乱”，手握牌照和低成本资金，又有几年好日子可过了。但是请注意，人生智慧提醒我们，“如果你担心，你就不必担心；如果你不担?，你就要担?了。”

形势大好时，恰是危险迫近时。从来没有岁月静好，互金退场，只是为下一阶段的残酷竞争拉开序幕，更多不确定性正扑面袭来。

用户觉醒

冲击者离场，冲击还在发酵。首要者，就是用户觉醒。

在传统金融业务供需关系中，一直是银行强势主导，用户被评估、被选择，发言权有限。比如，贷款业务中，用户申请，银行审批；理财业务中，用户被评估，银行设置起购门槛；支付业务中，也有额度限制。

金融业务不同于一般产品买卖，以钱为交易对象，与风险打交道，对专业性要求极高。一般产品交易，多是用户主导；在金融行业，银行与用户在专业层面的鸿沟，足够扭转双方的主导权，银行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银行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风险评估等专业领域，还导致了其对市场的迟钝和对用户的傲慢。互金出现之前，用户选择权有限，即便用脚投票，也不过是“矮子里面拔将军”。

但长期的口碑抱怨和负面情绪，总要找到出口。互金入场，提供了这个出口，成就了自己，也“激活”了用户。天平开始向用户一侧倾斜，当用户慢慢站起来，银行便只能俯下身去。

（1）选择自由

十几年前，用户一边吐槽大行的糟糕体验，一边乖乖做大行的用户。无它，在那个看“网点”的时代，网点即真理，大行网点无处不在，糟糕体验能奈它何？毕竟，一切金融服务都在网点中进行，用户只能在周边三公里内的几个网点就近选择服务，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互联网金融崛起后，通过金融APP，用户有能力与成百上千个金融机构建立联系，挣脱了线下物理空间束缚，获得了选择自由。

有了选择自由，才能用脚投票，这是用户权利觉醒第一步。

（2）竞争赋权

用户选择自由，加剧银行竞争，而竞争，进一步给用户赋权。

一度，银行间的竞争是很“羊性”的。网点，作为唯一听得到炮声的地方，KPI压力虽大，竞争却不激烈。方圆三公里内，几家网点相互竞争，用户兜兜转转，也不过在几家之间做选择。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网点之间会不自觉结成隐性同盟，谁也不去做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傻事，大家日子都过得去。

现在不同了，用户面对的是开放环境，一旦走了，就真的不回来了。此时，银行只能俯下身来，拼命出血讨好，还得满脸堆笑。竞争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狼性。

正如经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充分竞争让商家利润趋近于零，虽然竞争让银行服务水平普遍提升，用户却越来越挑剔了，银行盈利能力也越来越差了。

此时，佛系赚钱就行不通了。发力“场景”和“科技”，打通任督二脉，激活自身潜能，银行走上转型之路。

场景入场

银行追着用户跑，用户追着场景跑，于是，银行加速做场景，场景方也仗着用户的势入场了。

竞争沿着两条线展开：场景巨头，走的是“+金融”之路，实业上加金融，相对容易；银行，走的是“+场景”之路，金融反向加实业，步步维艰。

银行“+场景”没走通，便选择了开放之路；场景巨头“+金融”孕育出金融科技巨头，也走上了开放之路。

在彼此开放、交叉合作中，金融与场景融合趋势愈发不可逆。

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神仙干仗，以和解告一段落，却逼死了一般的互金机构。那些既缺乏场景支撑，又不持有金融硬牌照的互金机构，开始与趋势脱节，生存空间日趋狭窄，走上了异化和冒险之路。

这里面，有P2P，有小贷公司，有支付机构，也有大数据服务公司、催收机构，甚至还有小的农商行、城商行，更有大量非持牌创业机构。它们，一心只想活下去，不愿离场，放下了普惠金融的梦想与荣光，一头扎进现金贷风口里。

有了它们的参与，现金贷蒸蒸日上，高利贷、暴力催收也开始层出不穷，成为行业痼疾。

花团锦簇背后，命运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这些机构，下场都不怎么样：有些资金端被旁氏骗局自行撑破，有些死于下行周期，有些被强监管斩落马下，还有些被迫转型，看不到前路。

互金机构，一旦忘记了普惠金融初心，就只能付出离场退出的代价，或许曾经风光无限，最终也不过成为金融科技大潮中的一段暗黑插曲。

另一边，金融与场景的融合还在加速。

金融与场景的融合，背后是金融数据与场景数据的融合，数据重混产生化学反应，激活了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则进一步加速金融业深化变革。

科技崛起

科技，一直都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不夸张地说，无论哪个行业、哪个职业，唯有先与科技融合、和解，才有生存的权利。

198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在《亦近，亦远》中自问道：“你认为当今世界还有哲学的一席之地吗？”他接着回答道，“当然有，但只有当哲学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与成就时才能立足”。

哲学贵为科学之母（爱因斯坦语），尚需栖身于科学才能立足，何况是金融业呢？所以，我们在谈论“科技是金融第一驱动力”时，究竟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在强调科技很重要，科技一直对金融很重要，几十年来从未改变，不需强调；我们实际上是在提醒说，科技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已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跃迁阶段，进入非常关口期。

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无论你如何重组邮政马车，你永远不能因此而得到铁路”。这句话实际上在讲创新的两个阶段：重组邮政马车，是现有模式的优化完善，不妨理解为“量变”，彼此属于同一层次的竞争；铁路和火车，则属于颠覆性创新，可以理解为“质变”，相比马车已可降维打击。

马车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火车。火车出现后，马车退出舞台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时候，修马路不再重要，修铁路才关系长期竞争力。而当前金融科技的创新，便不啻于从“邮政马车”到“铁路火车”的跃进。

原因在哪里呢？十年前的金融科技，是设备和系统层面的；近十年的金融科技，受益于金融场景化的数据积累和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在自动化、智能化方面实现了全面突破。一如纺织机取代纺织女工，金融AI赋能下的金融新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渐渐具备了碾压优势。

这对金融业而言，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短短数年间，鸟枪换炮，赛道变了。传统模式下的业务流程、机制文化，从经验优势变成转型累赘，传统金融服务和产品，与传统流程模式自洽，在金融科技驱动的新模式下，则显得格格不入。

“时代抛弃你时，连声招呼都不会打”。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正加速走来。金融机构面对的，便是这种时代的变迁，抢不到新时代船票的，没有出路，只能湮没在行业周期变动的长河中。

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应对时代变迁，过往五年、十年的经验都没用，我们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应对智慧。

1894年，干支纪年甲午年，中日爆发海战，史称“甲午战争”。大清在这场“国运之战”中败北，从此一蹶不振，日本则一跃而起，跻身强国之列。

在国内，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仅仅照搬西方物质层面的“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一如梁漱溟先生的批评：

“他们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文化的步骤也全乱了”。

之后，中国救亡图存从“西洋制械练兵之术”转向变法之路，废科举、兴学校，改良派主导了“戊戌变法”；变法被慈禧太后扼杀后，守旧派回光返照，义和团兴起，“扶清灭洋”却以卵击石，以八国联军入侵告一段落，大清付出了4.5亿两白银的代价（史称庚子赔款）。

之后，社会目光转向政治制度变革，有立宪和革命之争，终于孕育出“辛亥革命”。

再之后，大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家醒悟原来改变政治制度也不彻底，又开始着眼于文化变革，有了“新文化运动”，想要唤醒大多数民众，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落地生根改善土壤环境。

一如当时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先生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所言：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

之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果然也源于唤醒了大多数民众。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往昔峥嵘岁月，种种曲折艰辛，皆因最初未能认识真正的挑战在何处。冲击下的转型不易，找到真正的挑战，尤其不易。

把视线转回到当前的金融业，面对金融科技冲击，金融机构看到的，何尝不是金融科技的“船坚炮利”。看到了场景、数据和科技，于是，也去建场景，也去拓数据，去招聘科技人才，去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去进行系统改造，推动IT敏捷转型。

但这些就够了吗？显然不是。

金融机构真正的挑战并非科技本身，而是能否创造金融科技自生自长的土壤环境。否则，一味着眼于科技，也只是“把瓜蔓截断，摘了几个瓜回来”，绝非真正的金融科技转型，恐怕在未来某个时点，依旧会输掉关系自身命运的“甲午战争”。

有冲突，才有活力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你只能拥抱它。

舞台上热闹非凡，舞曲却不停变换。于是，总有冲突与混乱，但终究，人们会随着新曲跳舞，毕竟，怎么跳不重要，一直跳下去，才是目的。

在《历史的教训》中，威尔•杜兰特总结道，

“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你看，守旧与创新，都没有错；有冲突，才有活力。

2019，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互联网在这一年退潮，新时代也在这一年开启。机构进进出出，生死流转，行业变迁，从未停下脚步。

挑战，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