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晚，中国银行前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清华经管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顾问委员李礼辉在人民网直播中，带来了题为“数字货币：可能重构全球货币体系”的分享。

李礼辉认为，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DCEP）理论上可以脱离网络、脱离银行执行价值转移，但最终能否替代传统货币形式，取代新兴的电子支付工具，成为主要货币形式和支付工具将取决于4个关键因素：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他表示，我国正在设计的数字货币实际是对现在法定货币M0的替代，和外国的货币兑换，目前应该还算遵循现有的路线，可能以后会有新的技术平台来完成货币兑换。他强调，中国应该研究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这样才可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而目前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否进行国际交易、跨境交易，现在央行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安排。

李礼辉在分享中对数字货币进行了分类，包括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可信赖机构的数字货币，其详细讲解了这三类数字货币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关于法定数字货币（这里的法定数字货币并不特指DCEP）的一些潜在的好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有：

一是可以节省现金流通的成本。特别是在偏远、辽阔的地区，以及在跨境零售支付的场景中，法定数字货币能够有效降低现金流通的成本。同时它可以帮助防止假币，因为法定数字货币是很难造假的。

二是可以强化支付系统的公共属性，推进普惠金融、法定数字货币，能够为公众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支付工具。而且它可以不再需要商业银行的账户，甚至不再需要商业银行作为中介。

三是可以为数字资产交易提供端对端的可靠的支付工具。在未来的数字资产的市场中，我们应用智能合约和密钥技术，就能够按照约定的商业条款和适应的法律自动执行，实现价值的转移。

四是可以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长期衰退的这么一个阶段，法定数字货币是非常方便来实行负利率等特殊的利率政策。

而法定数字货币的潜在风险和问题则在于：

第一，可能削弱商业银行初始的信贷能力和盈利能力，公众的存款可能会从商业银行流向中央银行，这样的话迫使商业银行提高利率以获得资金留住客户，商业银行的成本就提高了。

第二，它可能更加容易促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法定数字货币的存款只要满足条件，取出存款很容易，就会引起某一家银行的支付危机，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可能会促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三，在法定数字货币这种架构下，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调控有更加直接的权力。在法定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有可能大幅度扩张的。但是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必须向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

根据之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李礼辉对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DCEP做了一些解读：

一是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传承间接发行模式。

应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采用“中央银行一公众”的直接发行模式。在直接发行模式中，中央银行可以拥有货币市场调控的绝对权力和能力，可以直接吸收公众存款，这就将限制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货能力。如果选择法定货币“中央银行一商业银行一公众”的间接发行模式，则将传承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传承现行模式的好处是节约和稳健。一是不必另起炉处再造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节省投资；二是不必除旧布新重构货币发行与管理格局，有利于管控风险；三是不必瞻前顾后衔接不同特性的货币发行模式，有利于稳定市场。

二是采用并行技术路线，坚持央行中心管理模式。

有人认为，现有的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别的高并发需求，目前宜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单一技术。可以采用“赛马”机制进行技术路线的竞争，指定不同机构采取不同技术路线并行研发，通过技术竞争和市场选择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系统优化。

央行应该会坚持中心化的管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防止金融机构货币超发。央行对智能合约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但可能会支持有利于货币职能实现的智能合约技术应用。

三是采用“账户松耦合”方式，替代货币M0。

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化支付工具采用“账户紧耦合”方式，要绑定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价值转移，在实名制的账户管理制度下，无法实现匿名支付的需求。法定数字货面可以采用“账户松耦合”+电子钱包的方式，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金融中介的以来，并且在央行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可控匿名支付。

目前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可能只限于替代M0，即流通中的现金，而非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这取决于对我国的M0、M1、M2实际市场需求和数字化程度的判断。

最后，他认为超主权数字货币有可能从根本上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需权地位；三是可能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四是可能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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