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David Pan

编译：碳链价值原创团队

许多数字货币专家认为，数字人民币可能会挑战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推动中国移动支付行业加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效率。如今，许多国家的数字货币仍处于初始计划阶段，而中国则处于货币创新的最前沿，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周小川的高瞻远瞩。

现年72岁的周小川是中国人民银行（PBOC）任期最长的行长，从2002年开始，他任职时间长达15年，而这段时间正是DC/EP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2017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说道：“中国人民银行认为金融技术可以极大地改变数字支付的未来，我们极力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但是数字货币和区块链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需要在应对潜在风险的同时帮助新技术发展。”

像周小川这样级别的领导，通常很难与之有直接接触，因此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周小川，但是根据对他有一些研究的业内人士，周小川其实是一个具有国际品味的男人：他精通英语，喜欢喝法国葡萄酒，喜欢与外国领导人打网球，还会在他的办公室收听英语语音广播，例如VOA。

自2018年退休以来，周小川一直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的副理事长，该论坛是一个汇聚世界领导人并共商大事的非盈利组织。

加州西部法学院（California Western School of Law）副院长詹姆斯·库珀（James Cooper）表示，在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高度怀疑央行数字货币概念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率先开展了DC/CP项目。詹姆斯·库珀是美国政府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代表团成员，也是美国国务院顾问，主要工作就是为美国领导人提供新兴技术咨询。詹姆斯·库珀说道：

“周小川非常了解人民币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即：人民币想要取代美元成为唯一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一角色日益重要，尽管西方认为这么做行不通，而且还会遇到各种挑战，但中国毫不畏惧，在过去的五年中，人民币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且中国人民银行还低调开发了央行数字货币。”

詹姆斯·库珀继续评价说，与世界上大多数中央银行家不同，周小川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专家背景，他希望为DC/EP的开拓铺平了道路。

根据Group of 30披露的履历信息显示，在获得清华大学自动化与系统工程博士学位后，周小川参与了中国整个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工作，包括外汇、国际贸易到中国股票市场法规改革。（碳链价值注：Group of 30是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领先金融家和学者的咨询团体。）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下，数字人民币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密切关注。许多中央银行现在才刚刚考虑使用央行数字货币（CBDC），但中国的数字人民币项目早已提前数年。在周小川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就开始进行货币数字化所需的详细工程、设计和政策工作。相比之下，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至今仍在强调开发数字美元时要谨慎，这表明数字美元基本上不太可能很快出现。

2020年，中国已经开始在深圳试用DC/EP，并提供了150万美元的赠品，鼓励公民使用数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还会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为国际用户推出另一项数字人民币试点，希望通过此举使人民币能在全球银行系统中得到广泛使用，以对抗美元的主导地位，并保持自己在数字支付领域里的领导力。

Facebook数字货币Libra（现已更名为Diem）核心负责人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肯定会构建一个强大的数字货币系统，美国已经遥不可及，而且落后很多。数字货币可以绕过金融制裁，如果DC/EP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采用，那么许多国家可能会选择人民币作为“美元替代品”来进行国际清算和结算。

定海神针

尽管周小川的性格十分柔和友善，但他对腐败却始终保持着强硬态度，同时还积极确保中国金融体系稳定。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周小川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第三个任期，也是他最后一届任期，当时比特币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根源。

2013年，由于加密货币市场价值激增，中国人民银行禁止所有中国金融机构处理与比特币相关的交易。

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行业智库Policy 4.0首席执行官塔维·拉特纳（Tanvi Ratna）透露，当时周小川认为比特币的匿名性是有问题的，这会让中国公民以一种无法追踪的方式进行交易。塔维·拉特纳说到：

“在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前，周小川先生曾在证券市场工作，还扮演了资本市场监管者的角色，而且他积极反腐。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小川可能会将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种工具，通过追踪非法交易来帮助银行打击腐败。”

在2000年至2002年之间，周小川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该委员会是监管中国股票市场的最高金融监管机构。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领导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期间，作为股市的监管者，周小川因设法打击、根除新生资本市场中的腐败行为而获绰号“周扒皮”。周小川算不上激进派，但他是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时取消了大量规范上市公司的繁琐流程。

2020年6月，周小川在演讲中呼吁中国应该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会计标准和治理，因为越来越多的实体试图在中国市场公开发行股票，随之而来的海外监管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2014年，也就是限制比特币交易之后的第二年，周小川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以探索国家虚拟货币的可能性。很快，数字人民币计划就引起中国最高决策者的关注，并将该计划写在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中。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邀请了许多来自其他国家和海外金融机构专家，包括花旗银行和德勤顾问，以帮助其了解涉及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和技术框架。按照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在会议上强调的内容，数字人民币可以有效解决洗钱、逃税和跨境支付等问题。

2016年，中国面临国际机构施加的人民币浮动利率和迅速减少的外汇储备压力，于是开始收紧资本管制。另一方面，中国也在积极寻求对金融事务更大的控制权，这显然给数字人民币带来了更大推动力。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分别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该举措可以有效将资金留在国内并支持本地货币。但是，比特币却可以用来绕过资本管制限制。

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法币交易，并规定任何促进和营销加密货币都是非法行为，此举实质上禁止了中国投资者使用人民币购买比特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比特币实施了全面禁止。

塔维·拉特纳解释说，中国在开发数字人民币时采用了更为细微的方法来控制加密货币，目前中国投资者仍然可以通过场外交易平台（OTC）购买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一旦买家以一定价格达成协议，就可以与对方进行交易。另外，鉴于中国香港的加密货币监管规定更为宽松，因此当地市场也有大量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国际竞争

中国人民银行挑选了一众专家在深圳建立数字货币研究所，致力于在2016年底为中国开发一种“国家级”数字货币，但是当时的央行数字货币并没有如期发行，之后周小川任命中国人民银行技术部门副主任姚前领导该机构。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随着周小川卸任行长职务，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向其继任者易纲过渡，这段时间数字人民币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就在此时，由Facebook支持的数字货币Libra（现更名为Diem美元）出现了，Libra的目的很明显，即：继续扩大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人民币计划发展，周小川意识到，如果Libra变得流行，那么这种与美元挂钩的代币将被广泛用于跨境支付、以及清算和结算服务。

周小川不喜欢美元，他对美元的批评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2009年，也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年，周小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元至高无上是世界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债务持有者之一，很容易受到美元冲击，甚至可能会面临美国经济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

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向全世界蔓延的趋势反映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世界需要比现有全球储备货币更好的替代品。

2019年6月，Facebook发布了Libra白皮书，三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向公众披露了数字人民币技术框架和发行模型。即使现在处于退休状态，周小川依然在不断发表文章，同时还继续研究和详述如何进一步发展DC/EP的计划。。

早期生活

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许多其他中国高级决策者一样，周小川最终工作的地方与其专业有些“不对口”，他于1975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并于1985年获得清华大学自动化与系统工程博士学位。

在大学毕业之前，周小川于1968年至1972年曾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他的父亲周建南也是中国重要的高级决策者。

周小川的职业生涯在1986年发生了转折，当时他开始担任国务院经济政策组成员和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据Globe of 30报道，在此后的十年中，周小川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扮演了多个关键角色，他先是负责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又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周小川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监管资产管理，并负责降低中国银行体系坏账规模和管理国家外汇储备。

周小川与西方文化也有一定联系，他曾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做过两年的访问学者，与许多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相处融洽。

货币改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周小川提倡并提出了支持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推动市场设定浮动利率，而不是选择由政府控制的浮动利率。周小川在2016年接受《财新》采访时说道：

“汇率制度改革将坚定不移地进行，我们会耐心等待。我们希望在“十三五”期间看到汇率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朝着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和更灵活的汇率迈进。”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在周小川任职期间，人民币升值了。2016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中的第五种货币，特别提款权充当外汇储备资产，其他四种货币是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

《纽约时报》记者尼尔·艾尔文（Neil Irwin）曾写过一本书《炼金术士:三位央行行长与一个硝烟弥漫的世界》（The Alchemists:Three Central Bankers and a World on Fire），其中指出，鉴于周小川与西方的关系和学术背景，他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

Foreign Policy曾发表过这本书的节选，其中引述了一位央行官员的话称：“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周小川具有很高权威。但是，在金融体系之外，他缺乏——我不会称之为'能力'，而是传统中国官僚在与其他政府部门和制定政策对接过程中如何处理事情的'风格'。”

尼尔·艾尔文在书中写到，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知道周小川在提出协调政策方面的权力有限，因为这些政策必须得到更高层的批准。换句话说，他没有权力独立行事，但这对于中国政府官员而言也很正常。

对许多此类政策，国务院拥有最终决定权，负责批准对利率、银行准备金要求和汇率管理的常规调整。

在2010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周小川曾表示中国当年不会提高其利率。然而不到两周，中国人们银行就将利率提高了25%。尼尔·艾尔文在书中称，尽管媒体指责周小川骗人，但很可能是更高层做出决策的时候没有通知他。

此外，在周小川的15年任期内，他的自由主义和市场导向方法偶尔会在中国引起批评，但似乎周小川并不在乎这些批评。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现任行长易纲所说：

“即使央行领导人不受欢迎，也要有勇气和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不接受批评的中国人民银行将经不起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