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由现金货币调整为存款货币，从根本上破解了此前的发展困境，叠加数字人民币技术架构和运行服务体系升级，正式进入全面加速发展阶段。

一

2026年10月21日北京金融街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副行长陆磊宣布，数字人民币技术架构和运行服务体系全面升级。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穆长春所长随后发布“数字人民币支付系统”（DCEPS：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和”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服务架构“（e-CNY SMART Contract）两大核心成果。

其中，DCEPS是数字人民币运行服务的核心系统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将为数字人民币发行管理、钱包（账户）统一管理、多元跨机构支付结算（“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数币达：CBETS，全称Cross-border e-CNY Transfer Services）、流动性统一管理、数字资产管理、统一数据管理、智能生态服务、智能风控运行等提供基础服务，在数智化、互通强、效率高、成本低、可延展等方面，具备全球数字货币领先性。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服务架构则是面向数字人民币应用者，立足于加强智能合约运用，推动业务处理与支付结算紧密融合，坚持标准统一、规则驱动、开放包容、公平治理、安全可靠的原则，构建多方参与、开放协同、资源共享的智能合约服务体系。

这标志着数字人民币运行的基础设施和生态应用体系建设已经突破原有困扰取得重要成果，数字人民币研发实施有望按照“互通、可信、智能、协同”新图景全面加速推进，意义实属重大！

二

数字人民币从2014年央行宣布立项并组织专门团队进行研究开始，至今已走过12个年头，期间遇到很多货币认知和技术研发上的困扰以及外部环境的冲击，几经挫折充满艰辛。

2013年底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为应对新兴的去中心“加密货币”——比特币、以太币掀起全球性影响带来的冲击，首次提出要打造“央行数字货币”（CBDC），中国央行也成为CBDC的积极倡导者。但当时各国对CBDC的认知基本上都是空白，为与加密货币对抗，不自觉地都在借鉴甚至借用加密货币打造的区块链技术和运行基础（主要是以太坊区块链）来设计CBDC。随着对区块链技术认识的加深，一个关键逐渐显现：以太坊等区块链属于去中心、无国界、单一平台全球覆盖的运行体系，而CBDC是主权货币（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是由央行主控和管理，注定是中心化的，技术上高度借鉴或借用以太坊等全球公链，存在着根本性冲突，从逻辑上就就不通。同时，如果CBDC完全由央行单一平台一体化运行，就将对现有的以“央行-银行-社会”为主体架构的金融体系带来颠覆性冲击，可能带来难以控制的金融系统性重大风险。由此，2016年开始，英美等多个国家央行宣布暂停或终止CBDC的研发，全球CBDC研发陷入困境，数字人民币的研发也面临同样挑战。

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只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各金融和支付机构不得参与比特币买卖，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但是，《通知》也明确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作为比特币主要交易平台的比特币互联网站，应当依法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要求，切实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等法定反洗钱义务，切实防范与比特币相关的洗钱风险。这种情况下，比特币的“挖矿机”供应（如“比特大陆”）、民众挖矿持币（比特币更多地被中国人拥有），以及比特币网上交易（率先出现“比特币中国”、“火币网”、“OKCoin币行”等交易平台）、首次数币发行（ICO）等，在中国快速发展，形成全国热潮，走在世界前列，由此产生的社会性重大风险也在中国集中爆发。

2017年9月，针对国内通过发行代币非法融资和投机炒作严重扰乱经济金融秩序的状况，人民银行与多家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及时做出清退。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一律停止服务。违反规定的，将受到严厉打击。这一态势，也使得借鉴以太坊区块链发展数字人民币受到很大质疑并陷入低谷，迫使研究团队重新思考如何把握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和推进研发。

考虑到推动主权货币数字化属于货币发展的必然方向，必须积极探索而不应彻底放弃，并要抢占数字货币全球发展的先机和制高点，但又必须防止数字人民币成为央行一体化运行的单一体系可能对现行金融体系带来颠覆性冲击，就需要准确把握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和总体框架设计。为此，央行组织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其中一种思路凸显出来：在现行金融体系下，现金就是由央行统一印制、投放和管理，并通过银行双层运营的，数字人民币能否率先从替代人民币现金开始，遵照现金管理规则，并借助于手机钱包和硬件钱包双离线“碰碰付”，主要应用于小额零售，从而缩小影响范围，减少创新难度，实现突破并运用成功后再向人民币其他应用领域延伸？经过讨论，这一思路得到央行认可，并组织力量进行理论认证和技术探索。

2019年6月，美国互联网公司Facebook发布其设计的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及新加坡元结构性挂钩的链上加密货币“Libra”（天秤币）白皮书后，由于其中没有人民币，而是选用新加坡元，这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意图通过Libra实现对数字人民币换道超车的战略举措。为此，国家批准央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要求切实加快数字人民币的研发。

2020年9月，央行明确宣布，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坚持央行中心化管理，统一由央行一个出口投放，使央行能够掌握数字人民币用户和流通的全量信息，并通过分析交易数据和资金流向，防范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维护金融稳定；沿用现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现金二元运行模式；数字人民币与原有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结算）一律免费，其钱包存款一律无息。央行还以主管副行长署名文章方式对这一定位做出系统说明，认为“M0数字化是货币发展规律和支付需求催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数字人民币替代M1和M2，既无助于提高支付效率，也会造成现有系统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

央行明确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形态的法定货币，即数字人民币就是人民币的数字化，而不是人民币之外全新的一套人民币加密货币，这对全球准确理解和把握CBDC具有重要的启蒙和示范意义。

但将数字人民币仅仅局限于M0，则存在根本性问题。

首先，货币并不等同于现金。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进步，货币的表现形态越来越多地从有固定面额且需物理载体（纸质或金属的“现金”），转化为银行或支付机构以账户余额表现的“存款”；货币支付越来越多地从收付款双方直接进行的“现金支付”，转化为通过银行或支付机构办理收付款双方存款账户的“转账支付/记账清算”。转账支付/记账清算的具体处理又在不断改进，最初是纸质凭证、主要由清算机构手工操作；进而是电子凭证、专线传输、由清算机构电脑处理；进一步发展到由付款方在自己的网络终端上，按照系统规定要素完成输机并输入密码后，通过互联网传送至清算机构处理中心自动处理；目前又出现对账户及其运行全程加密，依托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将业务处理与支付清算密切联系高速进行。由此推动货币支付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严密风控，推动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纸币大幅降低（中国目前为4%上下），现金支付在货币支付总量中的占比就更低。相应的，存款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大幅提高，转账支付在货币支付总量中的占比就更高。

现在，货币从投放源头就会直接表现为存款，即使是央行投放货币，也主要是通过借贷方式直接转入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而不是现金。银行则主要通过信贷方式（包括发放贷款、账户透支、票据贴现、购买债券等），将货币转入借款人在银行的存款账户，也不是现金。只有在存款人（包括银行）需要现金时，才会从其存款中兑换出来；不需要的现金，还可以存回存款账户中。所以，现金投放已不再是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现金、存款就像以往的贝壳、铸币一样，只是货币的载体或表现形态，而不是货币本身，其背后的货币是完全同质的，现金与存款的转换完全是等值的，并没有价差。由此，尽管存款作为吸收存款机构的负债，因存款机构风险不同而存在“央行存款”、“银行存款”、“支付机构存款（钱包存款）”等的区分，但从货币角度，却不应划分为“央行货币”、“银行货币”、“钱包货币”等，不能把存款等同于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将数字人民币局限于M0，主要替代传统现金应用于小额零售领域，其发展空间极其有限（双离线“碰碰付”只能用于小额应急使用，不能成为主要的支付方式广泛应用），投入产出效果很差，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其次，数字人民币钱包，本质上就是存款账户，而并非现金。为表明数字人民币是数字现金而非存款，数字人民币的余额载体被特别命名为装现金的“钱包”而非存款“账户”，并刻意强调钱包与账户“松耦合”，但实际上这与事实完全背离——数字人民币不再有固定面额和物理载体，“钱包”记载的只是数字人民币的余额数字；存款人从银行取出现金并离开银行所属区域后，再发生任何遗失、灭失、被偷、被抢等，都与存款银行无关。但对“钱包”而言，如果不是其所有人的原因造成的损失，钱包管理机构都需承担责任；数字人民币钱包同样需要像存款账户一样，需要有支付中介，并需要划分成不同风险等级，实施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包括限额、加密要素设置等）。

如果允许从存款账户向数字人民币钱包充值，并将其余额纳入M0统计，就会造成M0统计规模超出传统现金范畴大大扩张，反而会影响到传统现金的真实规模与有效监管。

再次，把不属于现金的数字人民币完全按现金管理规则管理，就会使遭遇巨大困境很难推广落地。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就不能用以发放贷款，而且其结算清算也一律免费，这就会让银行等参与数字人民币结算服务的机构，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完全失去参与的积极性。对商家和个人而言，尽管用数字人民币结算没有费用，但其钱包余额也不计利息，即使其收取和使用数字人民币，也会将余额尽快转回到原有生息存款账户中，使数字人民币的规模难以扩大。尽管央行官员于2019年7月就宣布数字人民币研发已进入“996工作状态“，”数字人民币呼之欲出”，并自2020年10月启动试点，之后不断加大力度、扩大经费投入和试点范围，包括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直接用数字人民币发放工资，数字人民币却很难有效发展实现预期目标。

为此，本人自2022年底开始就不断呼吁，必须尽快调整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参见王永利公众号文章“数字人民币定位亟待调整”）。

四

随着人民币试点过程不断拉长，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并引起重视。2025年9月，央行在深入研究和慎重考虑基础上，提出考虑扩大数字人民币定位框架。2026年伊始，明确将数字人民币从现金货币调整为存款货币。这使得困扰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实施的重大关键问题得以突破，研发和实施前景豁然开朗。

现在，央行已经明确，商业银行持有的数字人民币成为存款型法定数字货币，意味着数字人民币不再是现金，而完全是存款，央行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投放基础货币，银行也可以用数字人民币发放贷款等派生货币；获得数字人民币的人，可以放在活期账户，也可以放在定期账户；数字人民币可以应用于现在人民币应用的所有场景，不再有特别限制，由此也就不会对现有金融体系和管理规则带来重大冲突，包括各类金融机构与支付公司的分工和管理，以及银行存款付息、贷款收息、结算收费、存款保险、准备金缴纳等可以保持不变。数字人民币将积极运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更好地保护持币人合法权益，提高数字人民币的运行效率，拓展其应用场景和发展空间。在进一步完善和应用DCEPS和数币达，以及智能合约服务框架基础上，将表现出与原有人民币的明显优势与对参与各方的吸引力。

由此，在数字人民币推广实施上，完全不需要再像前期模仿移动支付公司那样，完全依靠大量投入吸引用户和流量，而可以在测试成功后，以行政方式（发布公告），明确传统存款账户向数字人民币账户迁移的时间要求，配套的软硬件限期改造，过期后金融机构不再支持原有方式。央行也须率先应用数字人民币，发挥好带头引领作用。这样，原来定位于M0存在的诸多困境就会彻底化解，大大加快数字人民币落地推广的速度。

同时，坚持数字人民币及用户基础信息由央行中心化管理，所有数字人民币用户都要首先下载央行统一的数字人民币APP，输入用户基本信息，经央行核验通过并赋予用户编号（也是用户的基础账号并保持每个用户的唯一性）后，才能到央行指定的运营机构开立具体应用账户，然后再通过运营机构向其他金融和支付机构转移数字人民币，派生出其他机构的数字人民币账户，这样，央行就可以在掌握数字人民币所有用户（法人和个人）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定期汇总所有数字人民币账户的交易和结余数据，形成完整准确的人民币运行大数据，进而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利用，更好地支持央行货币政策制定实施，加强货币合规使用管控，为社会提供大数据服务（如：可以按法人或个人进行数据归集，组织顶级专家形成专门组织对法人或个人进行信用评级与授信额度评定，供银行等信贷投放机构有偿使用，减少相关机构相关资源的重复投入和浪费等），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五

从全球数字货币发展看，很多国家仍在犹豫观望之中，中美两国的发展策略和模式则出现明显分化：美国通过立法全力支持受监管的美元稳定币发展，但却不鼓励甚至设想立法禁止出台央行数字美元；中国则坚持严厉打击包括稳定币在内的“虚拟货币”的投机炒作，而坚定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发展。这两种模式已成激烈竞争之势，孰胜孰败将对两国货币金融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接下来5-10年时间，将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时期。

自2014年Tether公司推出美元稳定币“USDT”起，美元稳定币的运行已超过12年历史，美国在此基础上，以立法方式进行监管，确实要比研发推行数字美元容易得多。但仔细考察美国稳定币监管法案，实际上也还存在诸多问题挑战：尽管要求投放稳定币必须有足额的合格资产储备，但规定的储备资产中，不仅包括美元现金或存款，还包含具有市场价格波动的国债等。一旦国债价格下降，就会造成储备不足；储备结构没有要求高度统一，不同机构发行的储备结构不同的美元稳定币，实际上并非同质化的，具有套利空间和监管难度；交付储备物获得稳定币，如果不用出去，储备物又没有利息等回报，就会加大稳定币持有的机会成本，对大额支付并不一定具有优势；运行在全球公链上的稳定币，其系统功能难以有效拓展，相比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服务框架体系构想，差距非常明显，稳定币并非跨境支付不可替代的“神器”。

实际上，与法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就是法币在链上的代币（逻辑上跟中国的移动支付相同，只是其运行在区块链上，而不再是传统的互联网上），不可能完全取代法币的运行，只能是法币运行主体的补充。同时，如果美元稳定币依托全球公链突破国界全球流通，势必对其他国家货币主权产生严重威胁，也一定会遭到其他大国的强力反击。

可以说，美元稳定币能否成功依然存在很大疑问！

在美元稳定币已经占据链上支付98%以上份额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再推出自己货币的稳定币，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和实际意义，很容易沦为美元稳定币的附庸。各国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加快主权（法定）货币数字化和通证化（Tokenization）上链运行，尊重各国货币主权，切实加强数字货币的国际协调与相互合作（各国分别发展自己主控的数字货币，也就需要有相互之间的链接枢纽或平台，需要新的类“SWIFT”组织，如多边数字货币桥“m-Bridge”）。

数字人民币尽管尚未正式推出全面运行，但也有着12年的探索历程，已经形成重要的发展基础，坚定发展数字人民币是极为理性和准确的选择。在调整为存款定位后，已经突破了最根本的困境，显示出加快发展的明显势头，完全可能率先走出具有世界引领意义的数字货币、数字金融以及数字经济、智慧社会发展的“中国之路”！

作者简介：

王永利，经济学博士，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

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直接负责中国银行对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中行核心系统统一优化的领导工作；Swift首任中国大陆董事；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对财务会计、货币金融、国际结算、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期货及衍生品、互联网金融、加密币与区块链、数字人民币等，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