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联合贷之后，城商行、农商行们陆续推出自营现金贷产品，开始全面抢占消费金融市场。

“宁夏银行唰唰贷”、“天津滨海农商行滨银喵喵贷”、“南通农商行金贝马上贷”……近日，一批城商行、农商行密集推出自营现金贷产品，并在微信小程序上线了申请入口，也有一些城农商行依靠“京东好借”等贷款超市为自营现金贷产品获客。

城农商行现金贷产品盘点

客户之于银行是根本。从目前趋势来看，当银行的金融科技、数字科技技术趋于成熟，收回客户，发展自营现金贷业务将成为银行零售转型的重要方向。

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国农商行1397家、城商行134家。

试想，当超过1000家的城农商行，一半以上开始发力消费金融业务，原本占据消费金融市场的主流正规军——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将面临新一轮压力测试。

城农商行的现金贷发展之路

银行最早以信用卡打开消费金融市场突破口，此后在大数据风控等技术纯熟后，也开始发力现金贷产品，如建行“快贷”、工行“融e借”、平安银行“新一贷”、招商银行“闪电贷”等。

但推出现金贷产品的银行多为国有大行，以及股份制银行。

城商行、农商行一方面在科技、人才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另一方面受制于“资金出省”诸多政策限制，在现金贷领域布局一直略显保守。

多数城农商行切入现金贷市场，主要是与微粒贷、借呗合作联合贷款业务，以及与头部现金贷平台合作助贷业务开始。

在早期助贷业务中，银行只充当“资金方”角色，将本属于自己的风控责任全部交予助贷平台，甚至要求助贷平台承诺兜底，最后银行按比例“躺赚”助贷平台的固定收益。

而联合贷款中，银行和联合贷款方按约定比例出资，联合向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发放的互联网贷款。这一模式实际也可以简单的看成助贷的一种，只是区别在于联合贷款涉及两个持牌机构，如城农商行与微粒贷的联合贷款业务中，城农商行和微众银行均需要出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享收益。

不可否认的是，助贷和联合贷款在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城农商行的零售转型，但由于助贷、联合贷模式中，城农商行资金突破了区域经营限制，以及核心风控主要掌握在助贷平台手上，使得银行风险外露，此后监管出手，“141号文”规定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时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

今年1月浙江银保监局又下发《关于加强互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风险防控监管提示的函》提到，银行核心风控环节不得外包、立足当地不跨区域、不得为无牌机构提供资金或者联合放贷等。

实际上在“141号文”后，2018年一批互金公司便开启转型之路，向银行等B端机构输出金融科技能力，这其中的金融科技能力便包括：帮助银行营销获客、智能催收、风控审核、风险定价等。

互金公司涉猎过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甚至布局过不同场景的分期业务，经过一定的信贷周期，充分了解各类用户个性化信贷需求以及其中的风险。

这一时期，银行也逐渐走向开放，在自身不擅长的环节，开始与金融科技公司结合，比如面对更下沉的用户，开始引入第三方风控大数据合作等。

如此一来，城农商行和互金企业的合作模式开始进入一个新赛段，一批城农商行也在自营现金贷中找到自身的发展之道。

比如天津银行，在2018年末，个人消费贷款余额778.96亿元，同比增长785.9%，2018年一整年新增余额691.03亿元。

天津银行不仅与借呗、微粒贷、百度有钱花合作了联合贷款业务，自营现金贷产品“天天贷”同样风生水起，从总行到各分行，从抖音、今日头条到分行客户经理个人渠道，每一个级别都背负着获客要求。

有此现金贷银行样本在前，进入2019年，更多的城农商行开始密集布局自营现金贷产品，如上所述的南通农商行“金贝马上贷”、阳泉市商业银行“利码贷”等。

城农商行自营现金贷隐忧

收回客户，将“发球权”掌握在自己手上，积极向零售转型是城农商行的进步，但背后隐忧也不容忽视。

有银行从业者关注到，近期在微信小程序密集上线的银行现金贷产品，均来自某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简言之，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向多家银行输出同样类型产品的程序，底层大数据风控模型极有可能“撞车”，“最多只是用户的多头或者征信查几次的区别。”上述银行从业者分析，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检验，便对多家银行输出同质化的产品，于银行而言，未来风险不言而喻。

不过，眼下横亘在城商行、农商行面前最大的隐忧在于监管对“贷款不能出县，资金不能出省”的限制。

今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农村商业银行应该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对于以上《意见》，有银行从业者表示，用户申请贷款都会上传身份证，目前银行线上系统可以通过客户的身份证前六位精准识别其身份所在地域，然后再判断是否向申请人授信。

不过新流财经体验天津某农商行产品发行，尽管身份证所在地为成都，但依旧成功申请了其线上信贷产品，并获得了超过15万额度的授信。

一位东部农商行从业者坦言，“资金不能出省”的意见一直存在，只是监管并未有严查动作，在监管层正式行动之前，城农商行的互联网现金贷业务或许还能再飞一会。

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危机四伏

诚然，城农商行自营现金贷崛起，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面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危机感不断侵袭。

银行与消费金融公司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吸收公众存款，以此作为自身放贷的资金来源。

银行的放贷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企业、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的定期存款；二是自有资金；三是向中央银行借入存款准备金，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为第一种。

而目前消费金融公司融资渠道虽然有五种：吸收股东存款和股东在境内公司的存款、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同业授信、信贷资产证券化，但每一种均有相关政策限制，并需要付出相应的资金成本。

比如，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如果要发行ABS，需要满足《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金融债券发行主体必须满足至少三年经营期限的硬性规定。

此外，城农商行往往拥有一定数量的线下网点以及客户经理，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每一个网点、每一位客户经理实际都可以充当一个渠道和场景。

在消金企业均在跑马圈地获客阶段，银行相较于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拥有更多线下获客的可能。

目前来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在线下开设直营网点所受束缚较多，借助股东银行的网点展业，极难为其带来转化。一些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依赖渠道代理获客，而渠道代理的欺诈风险已成行业共同难以逾越的难题。

在线上获客方面，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又面临着互金机构的全面围猎，例如在今年一季度，乐信、拍拍贷营销支出费用分别达1.95亿、1.44亿，而360金融一季度的营销费用更是达到6.9亿元。

一位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新流财经，“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追求稳健，一定要看到结果，并不会轻易尝试不确定的获客方式。”该持牌消金工作人员坦言，和互金平台在营销层面的预算相比，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

多位流量从业者透露，与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合作，通常按照CPS结算，且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不接受预付模式，如此一来流量平台利润空间极窄。“若不是为了合规，我们也不愿意对接持牌消金的产品。”

在城农商行以及互金平台的双面夹击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正迎来新一轮压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