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和金融的高度融合，金融科技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经济业态，数字经济、在线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移动支付正是打通数字经济闭环的关键，以“云闪付”、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兴起，扩展了市场边界，降低了交易成本，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作用。近年来，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蓬勃发展，并应用到数字货币领域，丰富了移动支付内涵。所谓央行数字货币，即法定电子现金，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具有现金特性的价值载体，是纸币和硬币的替代物，即M0。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最大的区别是信用等级不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属于政府信用，而电子货币如银行存款、支付账户余额等是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的负债，属于商业银行信用和商业企业信用。

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对数字货币纷纷布局，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分别于2014年、2017年推出数字货币，美国也推出数“数字美元”计划。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就成立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7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2020年数字货币在苏州、深圳、成都、雄安等四个城市进行试点。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建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央行数字货币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第一，央行数字货币在技术层面和货币形态层面对传统货币进行了升级，体现了“创新”。第二，央行数字货币使用门槛低，仅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即可收付款，体现了“协调”。第三，央行数字货币降低了传统现金发行、流通、回笼、销毁的成本，体现了“绿色”。第四，央行数字货币推出后，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体现了“开放”。第五，央行数字货币作为底层基础设施，相关功能与社会共享，降低了相关参与方的开发成本，体现了“共享”。进一步，央行数字货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稳定人民币币值，维护金融稳定。币值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时代，一些私营机构发行了私人数字货币，并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凭借私营机构海量用户，私营数字货币渗透力极强，这对主权国家货币币值稳定和金融体系稳定都将造成冲击。2020年4月16日，Libra协会发布白皮书2.0，加快了发行进程，应该引起各主权国家中央银行的足够重视。正如前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所说：“私人数字货币使用了一系列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对金融体系的渗透力极强，甚至对现代经济金融运行带来冲击。所以，为了维护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当局也必须使用同等甚至更先进的技术和设计来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二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一带一路”进程的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近些年，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与国外经济往来逐渐深化，已初步具备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然而目前各国银行的支付结算通路并不顺畅，一笔交易要绕道很多国家才能到账，效率很慢。数字货币推出后，只需要一个App，不同国家居民之间便能进行转账，极大提升了效率，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三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长期来看，国际市场利率水平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各国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3月15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个百分点到0%至0.25%之间，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以保护美国经济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然而，受制于技术条件，目前货币政策难以突破零利率下限，央行数字货币推出后，可以对数字货币收取一定保管费实现负利率，完备货币政策工具箱。

四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数字货币推出后，可对传导机制有所优化，央行在发行数字货币时可进行前瞻性设计，比如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时间点为t0，此时系统已经设置了数字货币生效的触发条件比如流向主体、生效时间点、各类经济参数等，在t1时间点商业银行发行贷款，向央行请求数字货币生效，此时央行可校验是否满足触发条件，如果满足则数字货币生效，如果不满足数字货币不生效，同样的在商业银行归还数字货币t2时刻，央行也可以进行相关条件的校验，判断是否可以回笼货币。通过以上机制的设计，央行可以有效的疏通货币政策传统机制，实现货币精准投放。

五是提升财政政策精准度，助力扶贫攻坚战，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年，同时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政府势必通过各种补贴扶持贫困户、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现有电子货币体系下，由于银行存款具有同质单一性，财政补贴拨给企业后，很难监控具体资金流向，很多资金流向了房地产、虚拟金融领域，难以达到财政政策预期效果。由于每个数字货币都有唯一编码，同时辅助以智能合约技术，可对财政补贴逐级追踪，监控资金流向，并且在达到一定条件后可关闭追踪功能。

六是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要想富，先修路”，在工业时代，一条条公路将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的各个点串联起来成为一条线、一个面，扩大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分工专业化，专业化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移动支付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公路，连通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交易参与者，突破了物理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了市场的边界。数字货币是法定电子现金，具有即时到账的特点，相比于目前收单市场隔天到账，数字货币提高了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是新一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七是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首先，可降低私营机构的道德风险。比起交易媒介，货币作为计价手段的功能是第一性的。而法定货币，即纸币、硬币、数字货币是计价手段的基础，如前文所述，银行存款、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并不是法定货币，仅代表商业银行信用和商业企业信用，属于法定货币的延伸性制度安排，在货币层次中属于M1和M2，离开了法定数字货币M0，M1、M2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虽然目前有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但实际上央行仍然为银行、支付公司等机构提供了隐性的价值担保。凭借央行价值担保，私营机构不断拓展金融生态，形成银行、证券、保险、支付、财富管理的生态圈，增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基于庞大的金融生态，实际上一些私营机构对社会形成了“大而不能倒”的威胁，甚至可能绑架国家政策。其次，降低反洗钱、防恐怖融资、反偷税的成本。由于数字货币可控匿名性，每一个货币都能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对货币流通能实现全流程监控，不法活动的空间大幅缩小。再次，数字货币降低了纸币、硬币印制、发行、运输、流通、回笼的成本。

八是积极发挥数据要素对市场的配置机制作用，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2020年3月30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不仅体现了适应变化、与时俱进的改革方法论，并且首次把“数据”列为新型生产要素形态，这将极大的盘活、规范数据的市场化，而数字货币交易数据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宝贵财富被广泛挖掘。

《意见》指出：“推动信用信息深度开发利用，增加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数字时代，数据是信用之源，移动支付打通了数字化社会的“最后一公里”，然而由于各个平台之间存在“数据割据”，彼此互不共享，形成“信息孤岛”，并没有将数据资源最大化转化为信用。而数字货币的推出，实现了可控匿名，既保护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中央银行也可掌握个人交易轨迹，丰富征信数据源。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个人行为数据化，个人数据信用化，个人信用金融化，将加大完善我国信用体系，激发市场活力，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上海加快数字货币建设的建议

上海加快数字货币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的《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的具体要求。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积极争取数字货币试点城市。历史上很多金融创新和先行先试都起源于上海，例如19世纪60年代上海最早引入股票市场，19世纪90年代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新时代以来，上海发展更上了一个台阶，目前作为中国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中心，产业发展完备，基础设施完善，各类软硬件配套齐全，有利于形成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试点、发行、应用的生态圈。特别是中国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将会有更加丰富的跨境支付场景，根据《临港新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草案》，2035年临港将建成世界一流滨海城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不少于上海全市的三分之一，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比重高于上海全市水平，国际集装箱中转比例达到20%。依托临港新片区的跨境支付场景，大力推广数字货币，对于数字货币“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以及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

第二，加强数字货币人才队伍建设。任何产业的发展首要的任务是建设一个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上海市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货币人才引进，给予数字货币人才更多的激励措施，形成多层次金融科技人才涌现的格局，既要“一将”，也要“千军”，发挥人才聚集的规模效应。引进人才的同时，还要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产学研联动，创造条件让人才、各类企业、科研院所协同作战，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上海市政府也要发挥上海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优势，不定期的搭建平台，举办高水平数字货币论坛，借此分享国内外数字货币领域先进经验，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第三，加快长三角数字货币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长三角中心区城市间的合作联动，建立城市间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共商共建机制。数字货币的推广，需要广阔的市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可作为数字货币先行先试区域，为数字货币在全国推广积累经验。加快长三角数字货币协同发展，要建立畅通的长三角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沟通机制，政府搭建平台，促进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同时，加强长三角监管协同，在国家政策法规监管基本规则框架下，逐步推动长三角地区数字货币监管标准统一，加强跨区域联合监管和风险协调处置。更为重要的是，建设长三角数字货币统一的受理环境，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交通、医疗、社保等领域线上、线下可受理数字货币支付。

第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货币采用双层运营体系，中央银行面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面对社会公众，数字货币的运行不仅需要中央银行搭建数字货币底层框架，也需要商业银行等数字货币运营机构建设强大稳健的金融基础设施。上海的先进制造方面一直处于领先，有技术有力量统筹布局全套的安全、稳定、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在沪金融科技企业的作用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平台，这将极大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群建设，大力吸引金融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在沪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金融科技研发中心、开放式创新平台，形成良好的金融科技生态环境。

（作者：吴万宗供职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上海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于江宁供职于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