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意安

8月25日，蚂蚁集团（下文简称“蚂蚁”）招股书正式披露。招股书显示，公司拟募资480亿元，用于进一步支持服务业数字化升级做大内需，加强全球合作并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支持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等。

蚂蚁拟在A股和H股发行的新股数量合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不低于300.3897亿股。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这将成为今年全球最大规模的IPO之一。

从2004年支付宝雏形初现，今年已经是蚂蚁的第十六个经营年份。过去近十六年的时间里，互联网革命浪潮波浪壮阔地席卷了神州大地。从互联网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科技与金融的边界不断融合，彼此交错。无论是市场企业还是监管机构都时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监管给予了蚂蚁这样的互联网力量更大的创新试错空间。

不止一位银行人士曾对十字财经感慨，传统金融一方面在牌照优势下享受躺赢的红利，另一方面对监管细则严格恪守，“法无明确不可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监管对其互联网巨头涉及的金融业务则奉行“法不禁止即可为”的策略，而这意味着大量的创新空间。

时至今日，蚂蚁的成功固然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但某种程度上，亦可以看作是中国金融监管的创新式胜利。

流动的创新边界

2004年，是马云创业的第十一年。但此时淘宝网才刚刚成立一年。创立不久的淘宝网发展并不能算顺遂，虽然已经收获不少好评，但更多时候只是充当了一个信息中介，由于买卖双方缺乏信任基础，真正能在淘宝网上完成的交易非常少。马云清醒意识到，需要在现有商业模式中嵌入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担保交易环节，当机立断马上启动支付宝：“如果要坐牢，我去。”

在大街小巷都已经贴满支付宝码标的今天，人们可能已经很难理解这样的孤注一掷。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技术难题还在其次，最关键的是，2004年中国的金融行业还是国企阵营为主，电子支付牌照也并没有放开，自建支付系统无疑是一种挑战既定监管规则的越界行为。

但命运没有亏待马云的一腔孤勇。非但没有人坐牢，自建支付系统成为了阿里巴巴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创新支付宝，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才真正得以确立，也“顺便”成就了眼下这一科技巨鲸“蚂蚁”。

回到2004年，监管的“放任”不是没有理由。

2004年的中国，已经历了25年改革开放思潮的冲刷，“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监管智慧已经根深蒂固。彼时的金融市场看似铁板一块，国营经济占据了绝对命脉，但支付结算在传统银行只能算是边缘业务，支付领域的法律法规也是一片空白，正因如此，监管选择了静观其变。

而此刻，信用卡市场也已经走到了爆发前夜。不止是支付宝，一大批支付机构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其中不乏拉卡拉、汇付天下这些已经上市的老牌支付机构。

2010年，随着市场逐步成熟，央行发放了第一批电子支付牌照。名单出炉，支付宝毫无悬念地跻身在列。

事实上，在牌照发放之前，如何划分牌照功能也经历了热烈讨论。最终央行支付司决定以支付渠道作为划分纬度，按照银行卡收单、互联网支付、预付卡、电话支付、电视支付等牌照功能，并按照地域划分对各个支付主体进行了牌照发放。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划分维度为后续的二维码支付创新预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间。

2013年8月，支付宝彻底放弃了线下POS业务，紧接着支付宝很快找到了线下业务的全新打开方式。

2014年初爆发的滴滴快的补贴大战，直到今天都让很多人记忆犹新。通过打车入口的竞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迅速拿下移动支付的入口，几乎是一夕之间，二维码支付攻城略地。这前所未有的速度让整个行业为之心惊，监管自然也注意到了这种高速发展下的隐患。

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二维码端植入木马导致的风险事件，2014年3月，央行杭州中支和深圳中支以窗口指导的方式通过叫停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二维码支付业务。但只称“安全性有待完善，将组织对相关业务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全面评估，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确保相关支付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有序推出”，并没有以行政命令或强制法令的方式否定二维码的存在。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战争转入了低调潜行的阶段，但市场刚需一经点燃，就再难按捺，面对每年超过200%的规模增速，以央行为代表的金融监管选择了“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去解决”。

直到201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印发〈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的通知》,《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让扫码支付正式告别了“无证驾驶”阶段，同时确立了业务的合规性。

眼下，支付宝已经成为一个坐拥12亿用户的国民超级APP，麾下已经集齐银行、支付、小贷、基金、保险、消费金融等各类牌照，监管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适度宽容功不可没。

而更容易被忽略的是，事实上，监管对金融业务层面的技术创新始终怀抱开放甚至鼓励的态度。

鼓励技术自主创新

2020年7月，即将官宣上市之际，蚂蚁金服正式更名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除了为下一发展阶段铺垫，也可以看出，科技已经成为蚂蚁的第一生产要素和核心竞争力。

基因是如何演变的？一切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决定自建支付系统之后，支付宝进入了一片无人区，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从建立虚拟账户到探索网银快捷支付，如今看来理所当然甚至已略显中古的初代支付产品在当时都是划时代的革新。有了支付宝的加持，淘宝网业务快速爆发，支付宝也贴地起飞。

在淘宝绑定银行卡进行网银快捷支付成了标配，也成了淘宝购物的用户刚需，排着上门求合作的银行络绎不绝。

但这对于当时的淘宝和支付宝团队而言，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发展速度太快，承载能力已经满负荷，服务银行和用户的过程力有不逮，让不少银行合作伙伴颇有怨言，认为支付宝强势的言论也不绝于耳。此外，数据不透明导致银行无法穿透到用户具体的信用卡消费信息，也让银行们产生了怨怼情绪。

支付宝团队也是有苦难言，业务部门对于技术的要求仅仅是“能够快速满足需求，撑得住就行”，根本无暇顾及精细化服务的需求。然而，即便如此卑微的需求也难以实现。阿里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技术卡喉的现状。

到了2008年，阿里巴巴率先提出了“去IOE”的概念，2009年开始，“去IOE”全面启动。这一任务的难度无异于高速换胎，当时的阿里可能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一场将近十年的长期战。

2013年棱镜事件爆发，信息安全被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2014年，银监会联合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印发了《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39号文），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去IOE”。

监管的一力推动下，银行们去IOE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事实上，IOE系统无论是设备购买还是后期升级维护都涉及高昂成本，银行们早有自建系统的想法，但除了拥有强大财力和人才储备队伍的大型银行，大多数中小银行无力响应监管这一号召。

而此时，蚂蚁在技术层面，已经遥遥领先于大多数金融机构。即将走过开源数据库时代（2010-2015），准备步入自研数据库时代（2016年-至今）的蚂蚁，也经历过商业数据库时代（2005-2009），十分了解金融机构的痛点，也已经开始动念技术输出。

2015年，网商银行响应监管号召成为首家搭建在“去IOE”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的银行，这一成功经验也成为众多中小银行所称羡。2017年整个阿里体系“去IOE”完美收官。与此同时，蚂蚁金融云中的分布式监控、全链路压测、弹性伸缩等功能日渐成熟，形成了一整套方法论和产品体系，对外输出技术准备就绪。蚂蚁抓住时机乘胜追击，为中小金融机构技术赋能，实现“IOE”。

事实上，迄今为止，金融去IOE的推进也依旧处于初始阶段。原因在于传统的IOE系统已经非常成熟稳定，一向以安全稳定著称的传统金融机构更换系统供应商的沉没成本和风险成本将变得非常高。不少银行仍处于观望阶段或仅仅选择了边缘系统的去IOE，但监管意志的推动下，去IOE趋势已然形成，未来市场大有可为。这对蚂蚁而言，可谓是重大利好。

投桃报李

有了成功探索的经验，蚂蚁开始将自己的技术能力对外输出，其赋能对象除了金融机构和B端商户，也包括监管——事实上，市场高速剧变的过程中，金融监管也正面临巨大挑战。

2015年开始的互金整治就是一个典型。

长久以来，面对互金发展的乱象，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承担了主要的政策落地的工作，但其依赖的主要作战手段却仍是“小米加步枪”。技术能力成为最大的现实瓶颈。

事实上，各个监管体系也在努力提升数字化能力，但往往各自为政，而不同监管机构一则统计口径不同，二则系统也不兼容，底层数据往往更无法打通。此外，借助外脑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但一次性开发的外包供应商是否拥有足够的开放能力，开发完成之后又能否匹配相应的维护和升级工作都很难得到保障。

监管已清醒意识到，技术先行可能成为可以成为优化政策落地的一条路径。集中了大量技术专才并拥有丰富数字化开发经验的蚂蚁当然是不二之选。

蚂蚁也很清楚，这不但是术业专攻，亦是责无旁贷，顺理成章地开启了监管赋能的工作。风控团队已几十次深入各地金融监管一线调研，打磨系统，与地方金融办探索合作的是金融级智能风控解决方案“蚂蚁风险大脑”，将专家经验与机器学习相结合，通过数据建模和大计算能力，协助金融监管部门快速处理海量信息，从而识别风险。以便监管部门主动采取措施、果断处理，防止风险的蔓延。蚂蚁先后与重庆、西安、广州、贵阳、西安、温州、北京、天津等多个城市的金融局（办）签订了共同推进地方金融风险防控的合作协议。

此外，为业界广为关注的，还有网联的筹建。

2017年，为消除直连模式下潜在的信息不安全、信息不透明、重复投入等风险，央行牵头成立了网联平台，将各个支付机构的账基阵营纳入监管体系，切实落实断直联。在网联筹建过程中，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多家支付机构共同出资出力，参与了网联的筹建。网联从筹建到实现全面系统对接、完成双十一大考，并切实落实“断直联”，一系列任务的完成仅用了两年时间，堪称光速。

眼下，蚂蚁与监管的合作已经纵深至方方面面。

作为市场主体和监管机构，有过一些相爱相杀的时刻并不奇怪。但监管和市场主体的真实关系也并非外界所想的“猫和老鼠”，更多是在博弈中共建规则，彼此成就。监管的第一诉求是金融安全，在保障风险的前提下，谋求最大程度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两者目标一致。

蚂蚁金服看似水到渠成的成功背后，延续的是一以贯之的成长逻辑：前端需求驱策产品创新，市场空隙一旦出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始于为淘宝提供担保交易发展而来的支付宝、始于建立公开透明信用体系初心而建立的芝麻信用、始于为用户解决购买力痛点的花呗借呗、始于为用户提供账户余额理财服务的余额宝、始于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需求的阿里小贷成长成了网商银行，以及为了服务这些前端产品坚决去IOE而造就的阿里云和OceanBase……所有产品几乎都完美遵循了这一逻辑。而最终，这些产品共同成就了蚂蚁的数字王国。

这是一场看似没有边界的创新之旅，迄今为止，创新仍在继续，但这条边界一直在监管有形无形的把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