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二）》)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李睿懿表示，本次新出台的《意见（二）》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涉手机卡、信用卡犯罪等关联犯罪，提出更加明确具体的适用法律依据。

《意见（二）》进一步明确打击“两卡”犯罪的法律依据，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帮信罪”。

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或者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达到20张以上，可认为属于“情节严重”。

贩卖银行卡，只用坐牢8个月？

今年4月，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一起贩卖银行卡案件进行了宣判。判决书指出，罪犯李某在网上买卖银行卡10套，另持有他人信用卡19张。

很明显，李某属于“两卡”贩卖链条中的一环，但是最后东莞法院只认定其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并没有认定其犯“帮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如果认定为“帮信罪”，相信李某不会只入狱8个月。

为什么法院没有判处其犯“帮信罪”呢？

“帮信罪”的那些事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刑法修正案(九)》。

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中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至此，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独立入罪。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出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又如何计算行为人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对于此，2019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解释》”）。

根据司法实践的情况，《解释》总结并明确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明知的推定情形，即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解释》明确指出，如果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

换句话说，《解释》主要依据支付结算金额和违法所得来认定情节是否严重，而并非按照提供银行卡或者其他支付结算工具的数量来认定。

如果有人提供10张银行卡，支付结算金额总共为1万元，没有其他情况下，不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但事实上，银行卡、电话卡等两卡贩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分工高度细化，银行卡、电话卡、物联网卡往往会经过很多到环节才会被赌博、诈骗犯罪分子使用。

当诈骗犯被抓获时，警察缴获的银行卡不会是卡商、卡贩本人的卡，只会是他们从普通用户手中用几百块收来的卡。按照《解释》，该卡的开户人如果明知卡的用途为犯罪，且支付结算金额超过二十万，则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而在整个链条中属于关键的一级卡商和二级卡商，只要不是直接卖卡给诈骗犯，且自身没有参与到洗钱犯罪过程中，很难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能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

因此，上述案例中，法院只能认定李某犯“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而不是“帮信罪”。如果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李某或将面对更加严厉的刑罚。

事实上，如果只买卖一两张他人银行卡，不涉及资金支付结算，或只属于违法行为，只用接受行政处罚。

贩卖5张银行卡就属情节严重

《意见（二）》明确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的，可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帮助”行为。

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而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个）以上，或者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达到20张以上，可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很明显，在《意见（二）》中，最高法、最高检加大了对涉“两卡”黑灰产业的打击力度，将整个“两卡”黑灰产业都纳入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定中。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让像李某这样的卡贩无法逃脱其应有的制裁。

此外，《意见（二）》将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机卡、信用卡的开立地、销售地、转移地、藏匿地等，微信、QQ等即时通讯信息的发送地、到达地等，“猫池”等网络硬件设备的流转地等，均纳入管辖范围，继续坚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上下游关联犯罪实行“大管辖”原则，确保顺利推进案件办理和诉讼，更加精准、高效地打击此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