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农村金融鼓励政策开始了。

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题都是与农村、农业相关。

2016年，《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2017年，《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而这周，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农村金融也有更大的金融科技应用畅想空间了。

《意见》鼓励应用各种金融科技手段助推农村金融发展，此外，也鼓励移动支付在农村搞创新，积极引导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向乡村下沉。

或许，在支付下沉趋的势下，农村金融的鼓励政策会带来一定的可能。

农村金融三十年兜兜转转

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在2018年曾撰文，感慨了一句：“三十多年过去了，农村金融兜兜转转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农村金融依然是一个让人烦恼的问题。”

这“原点”，便是过度依赖农村金融服务站点，咨询和办理业务仍然过度依赖线下。

农村金融不好做，耗费人力物力的同时，还难赚钱。

2007年开始，人民银行设立涉农贷款的相关统计维度，并且每逢双数年进行一次农村金融情况的发布，相关数据和情况整合成《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目前2020年的农村金融情况尚未公示。但从往届发布的数据来看，其实农村金融并不好做。

虽然涉农贷款的总额逐年增长，但占比上有所波动，从2014年到2018年，涉农贷款的占比总体上是呈现下滑趋势的。

此外，涉农贷款的不良率也有较大波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这四个已公示数据年份的涉农贷款不良率为4.09%、2.40%、2.40%、3.10%。

相比之下，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2020年支付体系报告中，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的不良率为1.06%，涉农贷款的不良率是信用卡的2~4倍。

2020年，受疫情影响，各大银行的不良率均有所增长，六大行的贷款不良率总体维持在1.5%左右，最高也就交行的1.67%。

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相关数据，还只是平均值。

所以想搞农村金融，就得容忍更高的不良率。

《意见》要求，适度提高涉农贷款风险容忍度，涉农贷款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3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监管部门监管评价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

此外，《意见》还要求，在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前提下，探索对涉农贷款不良率符合监管规定的业务网点，其从业人员免于问责。

但不良率也需要一定的节制。

2019年年中，审计署曾发布一组数据，23家村镇银行实际平均不良率4.94%，42家农村金融机构不良率超过5%。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银行收益下滑，中小银行风险集中暴露，可能这数据会更糟糕。

而不良率的背后，是农村金融长期以来场景风险高、农户资产少、还款能力偏差、信用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还是缺乏数据，将经营活动、社会关系、农畜作物成长等信息转化成可信数据的难点。

如刘晓春对牧民贷款场景的举例，“饲养中的牛也不能作为抵押物。”“每个养牛户的能力、人品等风险无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来评估和管理。”

不过，在移动支付普及之下，可能农村金融情况有大幅改善的空间。特别是在当下，为发展农村金融，监管把糖和鞭子都已经用上。

6月初，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也发布了《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搞农村金融也有指标了，金融机构将更加上心。

不过，在这一波政策下，中小银行及村镇银行可面临新的压力，即来自大行下沉的压力。《意见》强调，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设立专门的乡村振兴金融部或在相关部门下单列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条线，下沉服务重心、延伸服务半径。

此前，在2021第四届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大会上，就有嘉宾指出，从2020年开始，大行开始下沉，对于村镇银行来说，如果中小银行的下沉是鲶鱼效应，而大行下沉就是鳄鱼效应，借助更高效的数字化手段，更低的成本，碾压村镇银行。

另外，对于支付行业来说，政策鼓励下沉，可能有新的机会。

乡村金融与支付下沉有重叠

2019年10月，人民银行支付司司长温信祥发表署名文章，他表示，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支付是农村金融的基础。开展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重要实现手段。

温信祥认为，“要想富，先修路”。资金融通渠道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资金通了，金融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农业和农民。

支付是农村金融的必经之路，这是支付行业的机会。

从移动支付普及的角度，农村地区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CNNIC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城镇地区移动支付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为89.9%；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为79.0%。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09亿，另一方面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人口为5.09亿。

综合计算下，我国农村人口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大约为47.95%。其实已经很高了，按照人口普查的每户人口2.6人平摊下去，每家每户都有用移动支付的人。

此外，农村网民更喜欢微信支付。2020年10月，微信、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课题组联合发布的《2020微信县域乡村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在乡镇及农村，首选微信作为支付方式的用户占比达78%，在县城占比高达83%，均高于城市用户的76%。

而关于下沉市场，人们所指的下沉市场，一般指的是以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广大乡镇农村地区消费者为主体的市场，包括银发群体、小镇青年、隐形新中产等，也是涵盖了农村市场。

所以国家发展农村金融，与支付行业支付下沉也是有一定的重叠。

从人员素质情况来看，普遍认为银行大于支付机构，支付机构大于收单外包机构。

有支付从业者向移动支付网评价当下支付现状时表示，银行对支付的推动意愿不太强烈，“银行总不能让月薪几万的银行工作人员去扫街推POS吧，成本太高。”同样，银行也不太愿意让月薪几万的人，跑到田坎上。

所以，当下的银行大多选择与支付机构、收单外包机构合作，推动其支付业务发展。而逐渐内卷的支付业态，也在加速支付下沉。

6月30日完成的收单外包机构备案中，已经有7170家机构完成备案，其中聚合支付技术服务备案企业数量为198家。

在0费率、低费率的价格战下，一二线市场已经成为了资本竞逐的战场，是头部聚合支付厂商的天下。价格透明化、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真的能够容纳198家聚合支付服务商？

所以，支付人，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