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是个好日子，各类行业论坛盛会云集，百度有世界大会，财新有财新峰会。支付清算行业一年一度的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也在这个日子召开。

会上，人民银行范一飞副行长做了加快推动形成支付产业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讲话，满满15页纸，7、8千字，用了整整45分钟，全面阐述了支付行业全面开放的政策、意义、原则和举措。内容之全面，阐述之深入，信息量之大，在论坛讲话中实属罕见。干货很多但需要结合背景和进行关联分析，才能琢磨出味道来。

一、我国支付产业开放水到渠成，时机成熟

支付产业的开放直接源于党和国家对经济时局的判断和实施的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等。这些论断显示出高层对推动经济开放的新决断。通过进一步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来获得经济发展的二级点火和推升，通过经济的稳定表现，更为积极地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同时，我国支付产业的开放也有几个具体方面的背景：

• 一是我国支付产业已经成长起来了，有实力、有规模、有技术、有品牌、有信心，在全球支付产业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对外开放就有了底气，也不会有一冲就跨的担忧。
• 二是我国支付产业走出去小有成就。银联的国际化已经好多年，境外受理商户不断拓展。支付宝、财付通等C端用户为主的支付机构走出去也十分活跃。特别是今年十一黄金周，中国移动收码支付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热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表达了羡慕之情，甚至通过出境消费的中国游客的强大购买力倒逼国外商家改变收款习惯，显示出浓浓的爱国情怀和优越感。现在，中国的移动支付是借道超车，虽然还存在一些法律、信息保护等问题上的争议，但是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应该是无可争议。
• 三是来自外界的开放压力和内在的开放需求结合在一起。VISA等国际银行卡组织巨头已经等候很久了，迫不及待地进入中国市场。西方国家在贸易项下也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而中国经济也有对外开放的需求。对于支付产业同样也是如此。我国支付产业已经发展到必须要从对外开放中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和创新活力的阶段。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是我国支付产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无论是走出去，引进来，都要参与全球竞争，只有在全球层面的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历练和成长。

因此，推动我国支付产业全面开放，是我国支付产业面临的一次重大机遇和洗礼。也是人民银行作为产业监管部门做出的重大决策。所以说，在支付清算论坛上，也是一次推动支付产业全面开放的檄文。

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二号令要修改

事实上，范一飞提到作为非银行支付机构管理的根本大法——二号令的修改，本身就是支付产业的一件大事，必然进一步影响改变支付产业的现有格局。结合当前支付监管不断加严的背景，二号令的修订必然会将近年来监管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思考放进去，成为重大制度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2011年和现在，我国支付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2011年，非现金业务交易笔数为338.31亿笔，金额是1251.11万亿元，而2016年，我国非现金业务交易笔数1251.11亿笔，金额达到3687.24亿元。五年间，增长2倍多。而且整个业务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网络支付业务，移动支付占据绝对主力，银行卡刷卡受到冲击。

预付卡业务萎缩，二号令的修改将根据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一些不合理、或者时过境迁的条款进行修订，通过对市场准入、退出以及对一些指标的调整进行规范和管理，随着支付发展，对支付机构的资质的要求门槛将逐步提高也是应有之义。如支付牌照需要有优质的资产、合规的经营、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支撑。

三、对外资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开放已经提上日程

范一飞讲话提到“我们正在推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修订，明确外商投资非银行支付机构准入事宜。”范一飞在谈到开放存在的问题中提到“引进来的认识不足、力度不够、措施不多，特别在非银行支付服务引入方面步子迈得不大、不快，例如境外一些有实力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早已在全球展业，我们却没有引进来”。（底下PAYPAL同学听了表示很痛心也很开心。）

但是开放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范一飞提到“当前，迫在眉睫的工作是梳理阻碍或不利于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的制度性事项，分出轻重缓急，尽快予以修订，确保中外资机构法律上平等、政策上一致，同享国民待遇。”如果是逆向解读，这些制度性事项，有哪些呢，范一飞在后面提到“对于支付产业中存在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的，要尽快梳理解决。”可见，这些也是对外开放的现实阻碍和困难，是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外资机构进来之后，人民银行也多了一项监管重任，对外资机构的监管。管住国内端问题不大，人民银行的监管非常有经验了。

但是监管那些在全球展业的有实力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的难点在于人家全球化运营，如果去关注内外端关联问题，这就涉及到很多监管协调的问题。范一飞指出，“完善监管方式和手段，确保监管能力跟得上对外开放步伐。”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另外，如果对外资开放，对于现有的获牌支付机构的海外上市是否会有帮助，是否会出现“出口转内销”。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此外，范一飞提到“我们的网络支付业务市场集中度很高，因此也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如果外资机构能参与竞争，市场集中度有望趋于相对均衡，风险也能得到一定缓释。”在现在网络支付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也通过外资机构进入来解决集中度高的问题，我觉得可能难度太大。中国市场是一个很独特的市场。这种独特性不仅对互联网适用，对支付业务也同样适用。

四、重启对内支付牌照发放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

长时间的停发支付牌照，是不可持续的。有进有出才是市场的常态。二号令的修改，给予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明确的路线图，那么不能搞内外有别，范一飞提到“不是说要扩大对外开放了，只受理外资机构申请支付业务许可，而不管国内机构申请。”就是最好的明证。

如果二号令的修改，明确了市场准入的新规则，即使这个新规则的门槛很高，对于那些真正有实力的支付机构而言，反而是机遇。范一飞在讲话中提到“政府监管将继续遵循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提高质量、有序发展的原则，重点做好对已获牌机构的监管引导和整改规范，通过续展等监管措施实现优胜劣汰，同时开渠引活水，鼓励有实力、可持续发展的中外资机构入场开展业务，鼓励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支付机构结构优化。”

这个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获牌的机构实行优胜劣汰，（优胜的有限，劣汰的已经开始了，已经削减了10%左右的牌照），只有有出水了，这边才能开渠迎活水，注意是鼓励“有实力和可持续发展”（相信这个标准不会是2011年时候的标准了）的“中外资”机构入场开展业务。所以，对内和对外的市场开放的契机将同时到来。

五、支付产业真正走出去，重点在哪里，问题是什么

范一飞讲话提到支付产业开放的几个问题。印象比较深的是“支付工具走出去应用较快，引进来应用较慢，结果是便利境内居民在国外花钱多，便利境外居民在国内消费少，客观上增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银行卡走出去受理环境建设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银联卡境外发卡总量依然较少。”

对境外居民提供银行卡和账户服务确实是难点。如我们现在周边有很多国家境外居民也在开始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但是如何申请支付账户，相关的规定模糊不明确。

事实上，境外的非银行支付机构进来，可能也会存在这个问题。跟着中国人走出去去铺设受理点，完善支付受理环境现在不难，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出境游队伍的日益庞大，这种商业拓展模式越来越成熟，也得心应手，无往不利。

但是如何挣外国人的钱，我们确实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要提供本土化的服务，现在还有一个过程。此外，大家都认为，标准的输出非常高大上，但是标准的输出必须配套以服务、技术、解决方案以及网点的输出才能落地。

六、是清算市场的开放。网联的牌照已经在路上了。

从支付产业开放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我们都遵循了先放开前端交易和结算，后放开后台清算的总体开放顺序。原本由人民银行履行的清算职责也面向社会开放。经人民银行同意，相继由城商行资金清算中心、中国银联、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面向特定对象和特定业务提供清算服务。网联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为特定机构提供网上支付清算服务也将获得人民银行批准。

本文作者系人民大学金融研究生毕业，工作横跨监管与市场之间，对支付产业发展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既谙熟监管政策又了解市场运作机制，因此，有别于一般的作者，具有全局性的视野，文风质朴细腻，论证不偏不倚，客观中立。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独立研究思考的成果，旨在促进学术交流，不代表作者单位及本公众号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