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帮助解决获客和风控问题的数字金融模式，在金融并不发达、技术也不领先的中国成了气候。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鉴于传统金融部门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数字金融也算是填补了金融服务市场原先存在的空白。

在现实中，数字金融比较活跃的商业模式，像支付、网贷、保险、理财等，都具有较强的普惠性。这也算是为过去一直举步维艰的普惠金融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同时，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所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也在指导着各国的实践。

即便如此，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依旧尚不成熟，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金融科技情绪指数”也一直在激烈地上下振荡。公众情绪起伏的背后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价值与风险并存。金融有风险，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许多风险却是因不按金融规律办事而引起的。

因此，要让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首先必须要给它划出清晰的边界：第一，必须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第二，必须是负责任的金融服务。如果不能坚持这两条边界，数字普惠金融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混乱。

而回看整个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之所以难做，主要是因为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这类潜在客户，一是获客难，二是风控难做。而数字技术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比如一些互联网平台形成的“场景”，相当于把潜在的客户吸引到了家门口;再比如大数据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替代原来主要靠人力和硬信息的尽职调查。而且互联网平台可以利用长尾效应服务海量的客户。过去为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在全国建立了一万多家小额信贷公司，估计每年可以服务100万左右的客户。但在数字金融领域，服务数百万小微企业与个人客户的平台已经非常之多。

从2011年到2015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40上升到220，年增53%。更重要的是，分身指数的变异系数也是连年下降，从0.47减少到0.1。从总体上看，沿海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较高，但同时地区差异也在显著缩小，这意味着内陆地区在以更快的速度迎头赶上。再细看三个分指数，其实各省之间差异最大的是使用的深度、覆盖的范围等差别相对较小，而数字支持服务在各省之间几乎是一致的。这些都佐证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优势。

为了让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业态，我们需要首先给它划定明确的边界，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应该要商业可持续。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普惠金融不能混同于政策性金融。我们到全国各地区调研普惠金融问题，一些政府官员与金融机构的高管经常会呼吁要求国家财政增加投入。政策性金融很重要，但不等同于普惠金融。第二，一些平台通过提供过高的投资回报率或者过低的借款成本来吸引客户，倘若仅仅是临时性的促销措施，还可以理解，但现实中却看到不少变相的“庞氏骗局“。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更应该是负责任的金融。这里的负责任，应该是对客户负责、对产品负责以及对平台负责。监管对金融从业者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lient)。如果一个平台把一个高风险的理财产品卖给了一个风险承受力很低的客户，就不是负责任的行为。对贷款客户也一样，平台必须首先评估客户的偿还能力，如果把款贷给了没有职业、没有资产、没有收入的个人，这也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不是给所有从传统金融机构贷不到款的人提供贷款，就是普惠金融。可惜的是，近期在我国的现金贷行业，这个现象已经变得非常的普遍。这个现象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数字普惠金融前途堪忧。改变这个状况，需要行业与监管共同努力，但归根到底需要监管来划这些边界。

我们一直说中国监管部门的容忍态度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这个巨大的产业，如果我们也像欧美国家的监管部门一样对采取相对严厉的管制措施，这个行业就很难走到世界的前列。但就像硬币有两面，“监管容忍”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监管缺位”的既成事实。从P2P到现金贷，从智能投顾到众筹，绝大多数是无证上岗。“买一台电脑、接上互联网，就开始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情景。因为金融有风险，而且极易传导，互联网又会放大这种传导的速度和广度。

现在需要做的是“监管补课”。而让数字普惠金融成为负责任金融的第一步，就应该做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

基于此，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现问题再去救火，而是应对于那些已经形成规模的行业，尽快出台监管框架。最简单的一条，任何平台想提供金融服务就得申请牌照，不能像逛农贸市场，来去自如。

另外，很多数字金融平台声称利用大数据分析做风控，但真正有数据、懂分析的平台只在极少数，这种状况下，行业内产生混乱是早晚的事，最后也容易阻碍真正聚焦风控平台的全面发展。所以，不管未来由任何部门进行牌照发放，最根本的原则是建立统一的标准，申请牌照的个人和机构需要具备必要资质，了解金融规律，真正懂得金融的风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