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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月来，各国央行都被Facebook将要推出的Libra惊到了。

这是继2009年比特币诞生之后，最令人瞩目的数字货币计划。Libra白皮书指出，其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并声称将“重新创造货币，重塑全球经济”。

Facebook的巨大影响力令人不得不警惕。Facebook最新财报显示，其日活用户数15.9亿，月活用户数为24亿，占全球人口的比重超过30%。目前Libra协会成员则包括Uber、PayPal、Visa和万事达等巨头。

央行们所焦虑的是，Libra或许意味着下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很多国家都旗帜鲜明抵制Libra，并着手推出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早有部署。央行从2014年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并于2017年1月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从近期央行所释放的信息来看，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推出条件已经相当成熟。

除了央行亲自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还有其他可能性吗？在9月23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提出了他的构想。

这篇题为《天秤币Libra可能带来的颠覆》的文章指出，Libra如果能顺利推出并发展，在短期内可能颠覆全球支付体系，在中期内可能颠覆全球货币体系和全球货币政策体系，在长期内最终颠覆和重塑全球金融市场生态和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朱民提到，中国有当今世界最大和最丰富的电子支付系统，包括银联、阿里支付（支付宝）、微信支付。例如支付宝已经有了10亿实际使用的客户，是全球最大的已经运营的支付系统之一，其跨境区块链系统已经在马来西亚、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跨境营运。

基于此，朱民建议，应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国支付/金融企业进入这场竞争，创立类似Libra的中国新一代跨境支付/超主权数字货币/新金融生态的机构，积极从企业层面参与这场事关未来世界金融的竞争，或者先行在境外推出我国的数字支付/数字货币商业性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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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继比特币之后，为什么是Facebook引领了第二波数字货币浪潮？

众所周知，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中国的移动支付目前仍处于全球领先位置。而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中国科技巨头，并非没有Facebook那样的技术实力。

近年来，从银联到阿里、腾讯，纷纷到境外市场攻城略地。在争夺最激烈的东南亚，支付宝正在与Google Pay、Apple Pay、Visa、MasterCard、Facebook展开全面竞争。

在此背景下，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说，Libra或许意味着一场降维攻击。人民银行可以像封杀比特币一样封杀Libra，让其在境内市场无所遁形，但是中国支付企业在境外市场的未来，很可能会一片黯淡。

为什么不是中国的科技巨头去引领新浪潮？为什么我们作为先发者，反倒变得有些被动？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前中国金融科技的加速度放慢了？

从业者或许感受最深。据腾讯《棱镜》报道，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上周末在清华五道口举办的一个活动上说，中国当前金融创新的加速度有所放慢，应该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以确保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诚然，在移动支付等领域，中国金融科技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在金融科技快速演化的当下，这种优势很可能转瞬即逝。

我们好不容易起了个大早，如若赶了个晚集，所有人都将是输家。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往前走，莫回头。问题必然会存在，那就在前进中不断总结、修正。

多说一句：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BigTech，而不是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被美国的BigTech所控制，是这个国家实力的体现，也是我们面对全球金融科技竞争的重要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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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与监管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

创新充满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并且很难避免对存量带来破坏。而金融行业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更决定了金融创新的敏感性。这正是金融监管者所面临的挑战。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技术快速重塑人类社会面貌的时代，任何保守、封闭的监管思路都是没有出路的。

监管从来都是必要的，但监管不等于管制，更不等于遏制。当务之急，应当尽快完善中国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建立一套合理、清晰的游戏规则，既符合金融稳定与消费者保护原则，又能满足适度的创新和发展需求。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Ravi Menon）曾说过，金融科技的监管不应该跑在创新的前头，过早进行监管会抑制创新，可能会阻碍科技被采纳。中国移动支付行业的发展历程，恰好契合了孟文能的观点——监管很大程度上走在了创新后面。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无可挑剔，四平八稳。我们不能因为怕出错，就什么也不做；不能因为怕风险，就所有路都堵死了。

创新无疑是驱动发展的唯一动力。马云前阵子抛出观点：“技术是发展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金融也一样。”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说过：“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

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提出了两句名言：一句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另一句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看来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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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温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一些早期资料，当翻开谢平写于2012年的论文《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令人百感交集。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现在金融业的分工和专业化被大大淡化了，被互联网及其相关软件技术替代了；企业家、普通百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各种金融交易，风险定价、期限匹配等复杂交易都会大大简化、易于操作；市场参与者更为大众化，互联网金融市场交易所引致出的巨大效益更加普惠于普通老百姓。这也是一种更为民主化，而不是少数专业精英控制的金融模式。

回过头看，谢平无疑是过度乐观了，或者说过于理想主义。但在2013年互联网金融浪潮席卷而来之后，谢平的思想被广为流传，他因此被誉为中国互联网金融之父。

在论文结尾，谢平写下的这段话，既富有前瞻性，又充满了善意。

我们认为，目前以手机银行和P2P融资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为个人提供了新的投融资渠道和便利，满足了普通民众的金融需求，手续简便、方式灵活，是现有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在经济学上有合理性，在发展初期遇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肯定存在不少技术和商业难题，要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不能因为今天的困难就无视未来的机会。

那时候互联网金融元年尚未到来，谢平或许很难料到后来的P2P乱象、校园贷乱象、现金贷乱象等，但他很清楚问题和难题必然会存在，因此呼吁“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不能因为今天的困难就无视未来的机会”。

我所感慨的是，过去几年里，我们见证了互联网金融如何从炙手可热到被污名化，也见证了金融科技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金融行业的主旋律。

当年很多人曾天真地以为：互联网金融并不是简单的“运用互联网技术的金融”，而是“基于互联网思想的金融”或者“基于互联网精神的金融”。

事到如今，互联网金融也好，金融科技也好，没有人提思想与精神了。

在强监管之下，那些信誓旦旦的变革者们，要么早早地被洗牌出局，要么改头换面做起了服务者，而成为金融机构的附庸或许是最好的归宿。

时运不济也好，咎由自取也好，木已成舟。

我们是不是又一次，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