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意见领袖/管涛：从货币的功能看数字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

本文于11月30日中国知网网络首发，待刊于《国际经济评论》

作者：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一）数字人民币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引发了借助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开始进行数字人民币的专项研究；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完成第一代原型系统搭建；2017年开始组织商业机构共同开展研发试验；2019年末以来，开始逐步在各地进行试点测试，目前试点范围已拓展到15个省市的23个地区。截至2022年8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笔数3.6亿笔，金额1000.4亿元，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商户门店数量超过560万个。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进程在主要经济体中已经处于领先位置。根据普华永道2022年4月发布的全球CBDC指数，数字人民币位列零售型CBDC的第3位，且前10位中只有中国和韩国两个G20（二十国集团）国家（后者位列第10）。因此，虽然当前数字人民币定位为M0，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但对于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各方具有较高期待。

（二）数字人民币具备跨境使用的技术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境外直接使用

根据人民银行2021年7月发布的《数字人民币白皮书》，数字人民币将遵循无损、合规、互通三项要求，并与有关货币当局建立CBDC汇兑安排和监管合作机制。具体看，“无损”意味着一国CBDC不应损害其他央行货币主权；“合规”要求CBDC遵守各国关于外汇管理、资本管理等法规要求；“互通”则意味着要实现CBDC间及其与传统基础设施间的互联互通。

可以看出，这三项要求意味着数字人民币致力于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大规模货币替代，并不依靠放松相关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政策而在境外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与之相反，政策目标更倾向于使用一个可以在进行跨境支付时将境内数字人民币转化为其他货币的支付系统。

从数字人民币的命名中可以看出这一政策倾向。数字人民币系统最早被命名为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对于这一概念，2018年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演讲时表示：“DC是数字货币，EP是电子支付；中间是一个斜杠，意味着两者既可以是‘和’的关系，也可以是‘或’的关系。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并不需要对立起来。”可见，数字人民币与其所依托的支付系统同等重要。对于数字人民币的境内使用，支付即结算的特点意味着支付系统已暗含在数字人民币本身；但对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则需要建立一套满足跨境同步交收需要的支付系统，实现与其他国家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目前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香港金管局、泰国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共同参与的多货币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更多的其实是在EP而非DC层面的合作。

从人民银行高层的表态也可以看出发展数字人民币的目的并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或挑战美元。例如，周小川就多次表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使用中的潜力主要不是依靠数字化发展，而是看人民币本身的使用份额是否会增加；数字人民币为零售设计，不是为了替代美元，也不是轻易当作军事武器来使用。

CBDC和稳定币及其依托的底层技术在推动改善跨境支付方面具有重要潜力，有可能成为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补充。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建立配套的现代化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而且，除了跨境支付外，货币的国际化还需要在国际范围中发挥计价、融资、投资、储备等职能，在这些方面CBDC和稳定币并不优于当前银行货币，更不要说完全取代银行货币。

虽然当前各国信用货币体系远非完美，但这并不意味着仅靠发展CBDC就可以实现货币国际化，更不意味着应当通过支持与本币挂钩的稳定币来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弯道超车”。毕竟，货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取决于一国综合国力、金融市场深度以及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等，技术本身在这一进程中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制度供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数字人民币具备跨境使用的技术条件，但是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依然面临大量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境外开户主体进行尽职审查（KYC）、如何履行“三反”义务、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和用户数据安全等。同时，数字人民币大规模跨境使用也会对当前的外汇管理制度、货币政策执行以及金融体系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应当在有序人民币国际化的框架下，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实现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而非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先行先试”。考虑到稳定币对于金融系统的潜在威胁，更应审慎支持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发展，特别是用于跨境用途。发展数字人民币不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捷径，也难以成为应对货币霸权的“武器”。人为赋予CBDC探索过多的政治解读，既可能导致方向方向偏离，更可能制造国际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