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执行前夕，《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简称《条例细则》）终于发布。对此，业界普遍认为支付强监管有了更细化的规定。《条例细则》公布之后，支付产业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大者恒大问题

无论是《条例》还是《条例细则》，业内感受比较深的是持牌门槛提高。

首先是注册资金根据展业范围从1亿到4亿不等；其次是根据备付金日均余额设置最低净资产要求，如果达到万亿规模，需要起码275亿的最低净资产，目前我国的备付金总体规模在2.5万亿左右，可能两大巨头需要达到顶配规模，其他支付机构基本低于500亿；最后是反欺诈、反洗钱、金融消保等各项细化的合规要求提高。

门槛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市场将加速优胜劣汰，可能出现大者恒大，强者恒强的趋势。此外，《条例细则》对支付牌照的分类，也表明了两大牌照类型可以兼而有之，而不是二选一。许多人担心最终利好的仍然是两大互联网巨头，让市场失去活力。

客观来说，这不是问题，而是规律。

纵观全球支付市场发展，自电子支付兴起以来，支付公司大者恒大的趋势已经难以避免。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和并购，优胜劣汰之下，总有支付公司能够做大，这不仅仅是资质、商户、数据、金融科技能力的堆积，更是市场信任度的堆积。

这带来的好处是，在反垄断监管到位的前提下，规模越大，支付公司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大幅降低商家的服务成本。

此外，监管也是希望大机构能够肩负起应该有的担当，所以《条例》就提及了设立重要性支付机构的要求。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也曾指出，大型商业银行、头部支付机构要发挥“头雁”作用，致力成为合规发展、示范引领、行业尊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杆企业。

过去十年，通过金融科技以及产业模式创新，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发展领先。孕育出了两个超级支付巨头，多个支付强企的格局。两大支付巨头打破旧的支付业态，形成了新的产业模式。两大支付巨头打破旧的支付业态，形成了新的产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巨头一旦上了规模，其受到的市场监督和金融监管更强，更重的负担之下，经营策略以稳为主，如果出现了新赛道，需要赌上企业前途与监管风险，这不是大机构敢去拼搏的。这对很多垂直领域，拥有地域优势的机构来说，是差异化竞争的机会。

就如跨境支付领域，虽然蚂蚁集团与腾讯均针对中国出海企业推出了跨境收付款产品，但仍然无法制霸这一领域。

所以总的来说，产业应接受大者恒大的客观规律，同时对于重要性支付机构的差异化监管，可能让中小型支付机构存在创新空间。

如何鼓励创新

《条例细则》对支付机构的整体监管加强，也让人担心其了行业的创新能力不足问题。

对董监高的监管加强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包括学历要求、合规经历、个人征信记录、违法违规记录，甚至增加了任职考察。

近几年许多支付机构都出现了频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大佬“遁入烟尘”成为了行业常见的现象。这与当下反洗钱、反诈加强，让“双罚”成为了标配有关。但产业仍然希望大佬们能够扛起大旗，带领行业走向新格局。

此外，C端的支付服务基本已经被两大支付巨头所覆盖，而B端的支付服务仍然缺乏支付企业服务。在跨境支付领域中，边贸支付、新兴国家收付款等领域仍然拥有强劲的需求。

为激发区域市场，或者垂直领域的活跃度，监管对于储值与支付交易处理的II类机构或可以适当降低申牌要求，拓宽合规路径。此外，对于每增加一个省市的市场需要增加注册资本的做法，或可以由央行各地分行自行决定增加多少金额。可根据人口、可服务企业规模、服务产业规模等多个方面指标，综合评估增加金额的数量。毕竟北上广等省市的价值要远超边境省份，但同时边境省份对支付合规化的需求也非常强烈。

支付机构的新使命在哪

过去，支付机构被定义为“非金融”，而随着支付机构的影响力逐渐提升，金融科技创新带来了的移动支付变革横扫各行各业，支付机构从“非金融”走向了“非银行”。《条例》与《条例细则》的发布，进一步明确了支付机构监管向金融机构监管标准靠拢的趋势。

支付机构监管趋向于金融化的同时，聚合支付服务商开始崛起，以不触碰资金为前提，在聚合收款市场占据了很大的优势。此外，支付机构与聚合支付服务商同被称为收单外包机构，以相同的身份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系统上进行备案。

那么这就会留给了市场一个问题，支付机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而监管趋于金融化；在收单外包服务市场，又逐渐失去了与支付代理商的前端竞争优势。支付机构的新使命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