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查30年税务”的消息在近日成为了热点，国家税务总局甚至都出来辟谣：税务部门没有组织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

不过，作为与税务息息相关的支付行业，商户对此有着复杂的“情感”。

电子支付与税务分不开

我国的支付电子化发展，离不开国家级金卡工程项目。而金卡工程的推动，就与税务有关。

早在1993年，国家领导人在视察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时，发表的《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重要讲话中，就明确了支付与税务的关系。

现金的大量使用及体外循环，不仅对居民个人造成诸多不便，而且难以监督，带来逃税漏税、走私、洗钱、腐败等违法违规现象，扰乱了国家经济金融秩序。

对于金卡工程与税务的关系，文章称“把这项大工程搞好，一些偷税逃税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

2001年，高层在中国人民银行考察银行卡工作时再强调,加快银行卡推广应用和联网通用，对于改善我国流通环境、方便人民生活、改进金融服务，强化税收征管，推动我国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仅是中国，全球各国为了应对不断演变的犯罪威胁，均对现代金融体系有“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要求。

为了规避税务稽查，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商户甚至只收现金。

前些年，到香港旅游的大陆人非常疑惑，为什么很多老餐厅只收现金，不支持银行卡或者八达通支付。很多人也解释道，是支付手续费高、金融基础设施差、消费相关等问题，其中少交或者不交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商家开始意识到，电子支付的便利性给商业带来的积极因素，已经远远大于费率、税收带来的影响。

市场机构预测，2024年二维码支付会成为香港的主流支付方式。2023年10月数据，微信香港钱包注册用户数超过500万；支付宝HK在今年2月也表示，其香港用户数量超过500万。

支付与税务的舆情不断

从交易属性来区别的话，支付分为两类，一种是个人对个人的转账，不涉及商业收支；另一种是收单，从商业的角度将收支双方进行角色划分，属于商业经营支付。央行的清算体系对这两大交易类型，也有不同的清算路径和规则要求。

对于税务来说，商业税种逐渐成熟之后，人与人之间的转账，不属于商业经营，一般情况不归入税务系统。

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个人码被很多小微商户用于收款，这实际上是属于经营行为，而个人码的本质仍然是两个人之间的转账。个人码的逃税问题，一直是移动支付的一个暗雷。近几年，不断有传闻显示，个人码收款过多需要补税。

2021年9月，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即259号文，要求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进行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

对此，有两个谣言相传甚广。一是个人收款码将停用；二是使用个人收款码将被倒查4年税务，一旦数额较大需按4.5%补税，还要缴纳滞纳金和罚款。

对此，微信支付宝在2022年2月回应，以上两个说法均为谣言。直到个人经营收款码的推出，为拥有经营行为的个人提供了合规支付方式，个人码的谣言才告一段落。此事也说明了支付与税务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除了个人码的纠葛，近几年，国家新税务系统的搭建，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相对于过去的税务系统，金税四期的信息更加全面、数据处理能力更强、管理更加智能。

这时各界再次担心，新税务系统实现与各部委、人民银行等参与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和核查，“大数据查税”是否会过于严格。微信支付宝接入新税务系统，倒查税务的谣言仍然拥有一定的发展土壤。

但客观来说，我国整体的税务制度，更多是建立在银行账户体系下。人民银行也曾表示，“严控非银行支付账户向对公领域扩张”。拥有经营行为的交易自然需要交税，而个人转账则不需要。

除此以外，事实上支付电子化的便利性能够给税务带来模式创新，惠及个人及商业。

支付便利带来税务创新

2018年到2019年间，灵活用工开始爆发，特别是随着疫情的出现，灵活就业成为的一种新常态，相应的资金和税务问题，就需要灵活用工方案来满足。

灵活用工的需求，最开始是打车软件的流行，平台与司机之间的临时用工关系以及税务、薪资处理的相关问题开始凸显，灵活用工开始出现。

相比正式工，灵活用工企业不需要缴纳正式工的五险一金，支出名目也不是以人力薪资支出，而是满足某一业务需求的账单。但如果企业与临时工直接结算资金，一方面难以获得发票，给财务结算带来困扰；另一方面临时工的收入会被税务部门认为是个人所得，而个人所得根据阶梯定价需要缴纳3%~45%不等的税务，按照现行的收入水平，大部分需要缴纳20%左右的税率，这是非常高的。而通过灵活用工，最低可能只需要6%的相关税务。

2013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发布<委托代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4号），按照公告要求，税务机关将一定程度的放开税务管控，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行为。这为解决灵活用工的税务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

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得许多支付相关企业参与委托代征业务当中。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打车场景，支付行业的代理商体系，也为灵活用工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场景土壤。灵活用工需求爆发时，许多支付企业将内部分润系统进行改造，孵化成为可对外输出的灵活用工方案。

正是由于电子支付的便利性，丰富了各类灵活用工场景的数据，使得支付与税务系统之间有效结合，诞生适用于普罗大众的新企业用工模式，促进了新业态的合法合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