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部署，为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支付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近期，为掌握农村支付服务供需现状，探索现代化农村支付服务可持续发展路径，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以大别山、秦巴山、武陵山、幕阜山沿线及江汉平原腹地的农村地区为样本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实地调研。

探索支付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契合点

湖北省是中部农业大省，既有大别山革命老区，也有秦巴山腹地的南水北调移民搬迁地区，还有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各地农业发展状况、农民收入和支付习惯存在较大差异。目前，以支付基础设施、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新兴支付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支付服务体系，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完善的支付基础设施让城乡资金流动更加高效。资金“动起来”是农村居民“富起来”的前提。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主动发挥社会资金流转“主动脉”作用，积极支持县乡银行网点以集中或代理方式加入系统进行资金清算，大幅提高了农村地区资金清算效率；农村个人银行账户的广泛普及，方便了农村居民办理资金汇划、缴费等业务，保障了国家财政直补、新农保、新农合等政策的高效实施。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地区人均持有账户2.93户，78.95%的农村居民使用过银行卡，26.37%的农村居民使用过存折；94.54%的农村居民在银行网点办理过业务，三分之一的农村居民每年办理业务10次以上。部分两省交界农村地区支付结算一体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比如，恩施州来凤县与湖南省龙山县一桥之隔，两县探索开展了互免农信社的异地结算手续费有关工作。农村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奔小康铺设了希望之路。

全覆盖的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让农村资金流动更加便捷。目前，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主办银行由早期的涉农银行机构拓展至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服务点机具从依托通信网络的转账电话升级为依托互联网的移动POS机等，业务范围由早期的取现查询扩充到生活缴费、农村电商、信用信息收集等基础服务，提高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城乡金融资源连通的桥梁作用。调查中，90.84%的农村居民认为，附近的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可以满足日常支付需求；近90%的农村商户认为，在为附近居民提供助农取款服务的过程中，自己的商品销售额也得到增长。如幕阜山麓阳新县大湖村原为乡级行政区，撤乡并镇后一度金融服务空白，村民坐船出村才能办理金融业务；2018年农信社依托村小卖部设立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布设了现金助农ATM，受到村民欢迎。

现代化的支付服务增强了金融支持产业扶贫效果。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使用，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捷度，在农产品种植、乡村旅游等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调查显示，超过80%的农村居民表示在最近两年内使用过移动支付。涉农供应链服务主体以支付为纽带，帮扶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优质农产品从“田园搬上餐桌”，平台效应得以彰显；涉农金融机构以农业经营主体的支付交易数据为基础，加大助农信贷产品的创新应用，使金融支农更为精准。比如，涉农银行机构结合荆门柴湖移民安置区蔬果、花卉产业化经营特点，大力推广手机银行，满足农民合作社的大额资金交易需求；农业银行黄冈分行针对蕲春县的蕲艾种植产业，以“惠农e通”支付交易流水为基础，配套开发“三产融合贷”等精准扶贫信贷产品，累积为20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9000余万元，间接支持蕲艾种植面积由2万亩发展到10万亩。

农村支付服务面临的难题

一是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一方面，在开设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过程中，先行银行“拓荒成本”较高，每个服务点需投入机具设备、防伪点钞机、保险箱、标识牌等，部分功能较多的服务点还会安装监控设备。调查显示，近一年内业务活跃的服务点仅占60%，银行机构收益倒挂现象较为突出。另一方面，银行机构存在服务脱农倾向，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经济较发达地区。比如，在宜昌秭归、恩施来凤、黄石阳新等偏远山区，仍有农户距离最近的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超10公里；而在百强县大冶市沿镇村，两个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相隔仅50米，提供的服务内容大致相同。此外，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财不露白”习俗，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办理金融业务的积极性，导致助农取款服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调查显示，超过30%的农村居民从未在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办理过业务。

二是面临供需失衡的难题。从调查结果看，新兴支付服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还存在空白。以农产品收购为例，卖方大多分散在高山丘陵地带，交易双方更多采用现金结算。由于现金“搬家”成本高且不安全，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选择在城镇银行网点柜面办理存、取、汇、收、付、缴等业务。此外，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支付产品较少，目前农业大量的供应链订单、产品报价、资金收付等未能有效整合，支付产品的入口和纽带作用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调查显示，73.34%的农村居民希望丰富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的公共缴费功能。但由于职能部门间不同程度地存在数据“孤岛”问题，在现有服务点加载公共缴费项目依然困难重重。

三是面临数字鸿沟的难题。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快速推进，新型支付工具和方式迭代速度加快，城乡之间在数字化技术与设备使用方面的数字鸿沟日益凸显。比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非接触式支付服务在凸显其独特优势的同时，也给部分特殊群体和部分地区带来了诸多不便。调查显示，超过10%的农村居民没有使用过线上支付，其中21.94%的农村居民是由于没有手机或电脑而无法进行线上支付；在使用过线上支付的农村居民中，超过50%认为网络信号不好影响了支付的成功率或效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贫困人口、老年人以及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正在沦为“数字贫困群体”，极易在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发展中被逐渐边缘化，长此以往，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将更难弥合。调查结果表明，有17.28%的农村居民不会使用移动支付，其中57.63%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补强农村支付链条的薄弱环节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支付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不仅要巩固既有成果，更要打通堵点，尤其要围绕农村地区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支付需求，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供给，逐步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普惠性的现代农村支付服务体系。

一是促进服务理念由“政府驱动”向“双向联动”转变。针对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监管部门要尊重市场规律，因势利导，鼓励各类机构开展适度竞争和合作，增强支付资源要素向农村聚集的内生动力。全面梳理各个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的业务量、业务类型及需求，业务量较小的服务点，可以突出其金融宣传、素养培养等功能；业务量较大的点，可积极推动服务点与政府公共缴费项目的融合建设。同时，继续发挥基层央行的协调作用，联合政府部门制定更为长效的激励倾斜政策和考核方法，加大对金融服务相对薄弱区域金融网点、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受理终端等方面的投入，尽快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

二是推动服务内容从“生活消费”向“生产经营”转变。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村支付服务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服务农村产业发展的特色服务模式。要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求，尤其是要着力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动支付服务从服务农民生活向服务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延伸。发挥支付在金融、信用、生产生活数据方面的“交汇口”功能，围绕农业生产链，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支付、征信、信贷综合性服务方案。比如，探索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相关农业经营主体为切入点，以“乡村振兴主题卡”为载体，收集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信息和交易信息，并对其支付行为进行跟踪管理和数据分析，为农村信贷决策提供参考。

三是引导服务模式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要结合国家数字乡村建设等重点政府工程，确保相对落后地区基础支付服务不缺位，并及时补齐综合性支付解决方案。打破“一地一品”的固有思维模式，探索“行业+支付”的工作模式，由上至下制定不同行业的支付应用方案，形成以线带面的规模效应。比如，在文旅行业，可探索以移动支付便民工程为抓手，围绕“家乡的美食”“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景”等，串联城乡餐饮、交通、旅游等各行各业，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针对农村地区特殊群体的需求，统筹兼顾创新与传统，适度保留现金、存折、银行卡等传统支付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坚决查处拒收现金、银行卡等歧视性支付行为，切实增强广大农村居民在支付服务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