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在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同时，也会对数字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群体形成一定门槛，出现“数字鸿沟”。9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致辞中指出，“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消除数字鸿沟日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下面，围绕论坛主题，结合刚才范行长讲话精神，我就消除支付领域数字鸿沟问题谈几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数字鸿沟的理论综述

目前，国际上对“数字鸿沟”的理解还没有形成共识。在定义方面，早在2001年，经合组织（OECD）将数字鸿沟定义为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获取通信技术、以及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美国国家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2014）《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中将其定义为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两极化趋势，即信息分配与有效使用的资源在不同人群中存在的“实质性不对称”，以及有效获取知识与信息方面存在的“技术上的差距”；美国哈佛大学的P．Norris教授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全球鸿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接入网络方面的差距)、社会鸿沟(每个国家中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和个体鸿沟(使用数字资源与不使用数字资源去从事、动员或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差别)3个层面的现象。

在产生原因方面，国际电信联盟（ITU）认为数字鸿沟是由于贫穷、教育设施中缺乏现代化技术以及由于文盲而形成的贫穷国家与富裕发达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代际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新技术方面的不平等；有国际上的学者指出居民在年龄、性别、互联网可得性、教育水平、地理和收入水平这六个方面的差距是形成数字鸿沟的关键。

在测度方面，美国西北大学T.J.Arquette教授曾提出一个衡量地区间“数字鸿沟”的三维度量框架，将其具体化为3个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信息传播技术接入(accessibility)及信息传播技术使用(usage)的差距；国际基金组织在2020年的报告中构建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用以衡量各国的数字鸿沟。

在影响方面，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指出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以及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会造成或扩大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公平；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中指出数字鸿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弥合数字鸿沟以达到释放数字红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今年年初，我们在7个省份开展了支付领域数字鸿沟问题抽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2万余份，其中未使用电子支付工具的受访者比例为17.6%，其人物画像的特点为：老年人、低学历、低收入、退休人员、农村地区。以是否注册电子支付为目标变量建立逻辑回归模型，并对各类人群数字鸿沟进行测度，得到以下结论：

从教育水平看，学历数字鸿沟最为显著，高学历对使用电子支付有正向促进作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47%；从年龄结构看，年龄越大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越低，60岁以上人群中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仅为51%；从职业角度看，务农、失业、退休人员更少使用电子支付，务农人群、城市退休人员中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分别仅为57%和58%；从收入水平看，个人年收入与使用电子支付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个人年收入1万及以下的人群中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仅为61%；从城乡差异看，农村地区人群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仅为65%。研究还发现，性别差异并不显著，男性和女性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分别为80%与81%。

二、支付领域数字鸿沟的现状及挑战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迅速，以移动支付为典型代表的数字金融服务快速渗透社会生活。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支付领域数字化进程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恪守“支付为民”理念，推动普惠支付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是在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方面，组织实施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和移动支付“下乡”三大特色支付工程。截至今年6月末，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行政村覆盖率达99.41%，基本畅通农村基础支付的“最后一公里”；农村地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通数分别达到8.41亿户、7.36亿户。今年上半年，农村地区共发生网银支付业务和移动支付业务125.75亿笔，金额118.63万亿元。

二是在提升支付可得性方面，基本实现银行账户覆盖全民和全域。账户是获取金融服务的基础。从账户拥有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抽样调查，全球15岁以上居民账户拥有率平均为69%，其中发达国家为94%，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有超过25%的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或其他支付账户。而我们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上的居民账户拥有率为95.2%，略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7180万户,今年上半年，即使是受疫情影响，企业日均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数仍然达到1.5万户。

三是在普及新型电子支付方面，将支付机构纳入规范发展轨道，激发小额零售支付领域的创新活力。2019年，236家支付机构处理支付业务金额近300万亿元，服务近10亿客户和数千万商户，我国移动支付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纵深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使新型电子支付方式在交通、餐饮、零售等众多民生领域大规模普及。截至2019年底，支付机构移动支付业务近5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5.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非接触”支付方式有力保障了“封城”“居家隔离”期间民生支付服务不中断，我国多层次支付体系的优势得以充分彰显。

四是在强化支付风险防控方面，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斩断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和互联网黑灰产业资金链条，守住百姓“钱袋子”。重拳整治支付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整肃市场秩序，今年以来对银行、支付机构支付结算业务违规行为共罚没金额2.3亿元。扎实做好支付领域举报处置，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系统共收到支付领域举报1208件，同比下降26.5%，举报数量持续下降。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消除支付领域数字鸿沟还面临不少新课题、新挑战。

在个人层面，老年人使用数字支付还存在不小困难，特别是城市数字化成都更高、移动支付发展更快、场景更多，城市里的老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更为凸显。很多老年人不会扫码支付、不会网上生活缴费、转账汇款要去银行柜台。调查中老年人普遍反映，手机银行和支付APP界面不友好、字小看不清、表述看不懂、绑卡和密码验证流程太复杂。这次疫情更是凸显了老年人遭遇的支付窘境，如“居家隔离”期间不会网购，也点不了外卖，给正常生活造成不便。此外，移动支付服务对入境的境外人员还不够包容，由于没有本地银行卡，境外人员使用移动支付还有障碍。在企业层面，小微企业的个性化支付需求覆盖不足，需要进一步疏通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支付“最后一公里”。中资企业跨境支付渠道有待拓展、成本有待降低。此外，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赌博花样翻新，容易对群众利益造成侵害。我们的调查显示，在不使用电子支付的受访者中，除“不会使用”占比最高（79%）外，其次就是“担心安全”（25%）。

三、新形势对消除支付领域数字鸿沟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消除支付领域数字鸿沟是支付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支付行业积极拥抱新技术，尤其是移动支付的创新发展，在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但要注意的是，数字支付既要一路“快跑”，保持全球领先优势，也要使数字支付红利惠及更广大人群，避免一部分人“掉队”。与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社会相比，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一些地区还停留在农业社会，而金融、零售等部分行业和领域已经迅速步入信息化，这种多重叠加投射到支付领域，所表现出的差异尤为显著。当前，快捷支付、扫码支付成为年轻人和许多城市人群的第一支付选择，而老年人、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在短时间内还难以跟上节奏。

与此同时，支付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也是消除支付领域“数字鸿沟”进程中的重要课题。数字支付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其在改善支付体验、发挥集聚辐射作用的同时，同时也会放大一系列问题，例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支付数据、个人敏感信息泄露等，也加大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非法活动的难度。

第二，消除支付领域数字鸿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近期，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继续保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的合理力度，推动服务创新，拓展普惠金融。支付是获取金融服务的入口，账户的普及是消除“金融排斥”的第一步。近年来，支付的网络化、移动化、平台化发展态势凸显，产生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其“入口”特征更加显著。通过数字支付的低成本、跨时空、高效率连接，以及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提高风控精准度，使得金融服务供需双方能够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快速匹配。与此相应的，被隔离在数字支付之外的群体，也难以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福祉，甚至导致数字时代的“金融排斥”。消除支付领域数字鸿沟，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破题之道。

第三，消除支付领域数字鸿沟是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帮助经济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跨越支付数字鸿沟，是服务国内大循环的需要。支付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从支付视角来看，释放内需潜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96亿，在促进非网民上网的主要因素中，“卖出农产品增加收入”和“方便购买商品”分别占比25.9%和23%，可见这部分“触网”和支付的需求空间十分广阔。加快向这些经济主体提供量身定制的数字支付服务，将能够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扩容提质，助推形成新的内需增长点。另一方面，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是支撑“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消除企业跨境支付数字鸿沟，畅通跨境资金流通渠道，便利国内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和融资活动。

四、化“鸿沟”为“红利”，推动支付服务惠及更广大人群

首先，夯实数字支付基础设施，确保“都能用”。一是统筹推进境内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完善支付基础设施功能和布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切入点，进一步畅通跨境支付渠道，维护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循环的能力。二是加快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提档升级。鼓励银行、支付机构等市场主体积极对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推进“数字支付+”建设，使支付服务深度契合新型农村生产、交易、物流等各类场景。三是推进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建设。借鉴新加坡、印度等国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统一的数字身份信息系统，夯实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通过将指纹、人脸等生物特征信息纳入身份信息采集范畴，为数字支付、数字金融的身份识别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支撑。

第二，补齐制度和市场发展短板，确保“都好用”。一是加强顶层规划。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市场资源以商业可持续方式向薄弱环节有效配置。切实避免以安全为名简单“一刀切”，采用差异化监管政策，鼓励引导大型市场机构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发挥示范带动效应。二是加大B端市场投入。精准对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支付需求，降低相关手续费用，依法合规利用数字支付所聚集的海量数据资源，助力企业获取、利用、创造数字价值，为企业经营赋能。三是提升个人支付服务精准化水平。以深化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为重要抓手，聚焦老年人、农村居民、“入境”境外人员支付诉求，量身定制专属支付产品和服务，使数字支付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开放共享。四是针对性开展宣传培训。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构建数字金融知识宣传教育长效机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使用知识、加强风险提示；采取“社区志愿者”“公益数字大使”等更加人性化、接地气的方式，针对弱势群体需求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助其融入数字生活。

第三，筑牢数字支付安全防线，确保“都敢用”。一是健全严监管常态化机制。密切人民银行与相关部门的监管协作，加强信息共享，精准联合打击，保持对无证机构的监管高压，深化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赌博“资金链”治理，守护好百姓“钱袋子”。二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支付数据安全治理，维护公众支付信心。坚决打击信息采集时的霸王条款、滥采滥用、不给信息不让用，严格规范集团内部客户信息使用。三是加大监管科技应用。积极采用应用程序接口（API）、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提升监管效能。

第四，统筹兼顾创新和传统，确保“都可用”。数字需求因人而异，并非所有人群都有强烈的数字支付需要。对于不同情况的人群要区别看待，充分尊重多样化支付习惯。要把握好创新力度和节奏，充分关注最广大公众利益，将线上和线下支付、传统和数字支付相结合，适度保留银行网点、现金存取设施等传统支付渠道，让支付服务更有“温度”。